像汾阳这样位于我国中部的小城市，很多脱胎于农村。这样的小县城是区别于有着强大经济支撑的大城市郊区或者发展于沿海经济带的县城的。昆山、常熟、江阴、义乌等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受上海等经济带辐射的影响，人均GDP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以昆山为例，其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处于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地貌平坦，河网密布。与中部地处黄土高原的汾阳这一小县城相比，自然条件更胜一筹。昆山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经济发达。相比以煤矿为主要产业的山西省中部县城来说，东部县城的经济发展更加多元。

与东部成长起来的县城有所不同，中西部的小县城与乡村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商品经济意识在改革之后二十年里才缓慢渗透其中。在中国，像汾阳一样的小县城不计其数，这是乡土中国经历着最深层、最剧烈变革的基层组成部分。

这里所阐述的小县城的特殊性就在它的发展现状正处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作为城乡结合下的特殊产物，这样的小县城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一方面，从县城的居住人口来看，很多城镇居民原先来自于农村，与农民有着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城镇便利的交通设施和较为发达的通讯设备，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的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受到了周围大城市的辐射影响，与城市关系紧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城镇化率正在逐年增长，这将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边缘。这一群体享有的正是被大众所忽视的“县城”文化。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些生活在这类县城的人们失去了土地，他们开始向城市发展，去繁华的都市打工。因此，这些人物在新时代的中国上演了一幕幕真实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有着同样经历的贾樟柯，让他用不一样的笔触记录80年代的中部小县城，幕幕经典浓缩成了他独有的“县城情结”。

将这类县城的特征作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景进行表达，更容易呼唤人们现有的情感，激发社会对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怀。2000年1月拍摄的《站台》，讲述了县城小人物崔明亮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渴求，由于时空限制最后理想幻灭的故事。电影中提到从广州带回的吉他、电子表这些现代化生活器物使生活在县城中的崔在一段时间内极度鄙视传统生活，狂热追求现代化的人生态度。急剧变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崔明亮放弃了传统安逸的生活，选择与文工团一起流浪，在流浪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崔明亮的梦想随着文工团的破产而幻灭，他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继续生存，无人过问。崔明亮的心理状态是每一个接触过现代文明的县城人所经历过的。他们把对现代文明的疯狂崇拜当做自己的价值追求，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最终被现实打败。

贾导将20世纪末大众群体的心理和言行搬上了大荧幕，通过影像传达了社会转型时期个人被淹没在社会大潮当中的悲观情绪。生活在县城中的小人物与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好像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这样的差距会让这些生命随着时间逐渐碎片化。令贾樟柯电影所叙述的县城情结蒙上了一层悲剧性色彩。就像2004年上映的电影《世界》中的边缘人一样，在社会飞快进步的同时，他们一方面要求个人分享进步果实，一方面却被社会的大潮冲刷的尸骨无存。

为什么这样的电影情节可以让大众产生共鸣？因为大部分的中国基层老百姓既不愿意做传统意义上的人，也没有能力做一个城市人，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这一悲剧是激起大众共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