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第七章中，普宁却先后两次直接否认了叙述者的话。一次是在朗读会散会后的咖啡馆中，面对叙述者“我”提及的两人过去相会的情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对我那个老姨婆还有一点印象，但是根本就没有见过我。他说自己代数考试的得分一直很糟糕，他父亲也不曾于病人那里炫耀过他；他说他在《调情》当中，只出演过克里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根本就没有见过面。”[10]另一次是于布罗托夫先生的家中聊天时，普宁突然在桌的另一边对着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嘴里讲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能相信。他捏造事实。曾经有一回他竟然编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时候的同学，还于考试期间一起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10]在这里，叙述者力图使读者相信普宁是出于个人原因对“我”的话以及“我”本人进行了否定——而非出于对事情真实性的否定。如第一次，“我”对普宁的否认的评价是“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将责任完全推到了普宁的头上——是普宁出于个人原因不肯承认我所说出的那些，实际上属实的，普宁的往事——而不是我的记忆或者我的叙述有错误，或者哪怕是不准确的地方，更不用说是刻意说谎。而第二次叙述者将普宁的反应说成是“突然的爆发”，又将此事放在丽莎告诉“我”她对普宁坦白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包括因“我”而自杀的经历）之后，显然是在玩弄叙述技巧，想引导读者往普宁实际上并未真的原谅“我”上想，认为普宁这是借他人在场的机会，攻击“我”的人品，以发泄对“我”的不满情绪。论文网

但是，普宁对叙述者的评价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是清醒的判断、理智的评价，还是纯粹出于愤怒的感情宣泄，并不影响他的行为对上文叙述可靠性的冲击。因为这段话不仅仅是依靠被论说的人对叙述者所说的话的直接否定来冲击叙述者前文言论的可靠性，同时普宁对待叙述者“我”的态度与叙述者所描绘的那个与“我”非常亲近的接受帮助者的弱势形象也构成了极大的矛盾，在事实问题上构成了错误报道。

除此之外，在普宁被解职后，叙述者称“我”用“最友好的措辞”聘请普宁做自己的助教，普宁写信断然回绝了这一点，并在此后拒绝与叙述者通话，乃至最后避免与“我”见面。也都佐证了普宁与“我”的关系并没有“我”声称的那样亲密。

（二）  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

叙述者“我”在阐述事情的时候中还有不充分报道的情况。

其中，当叙述者在阐述关于丽莎的有关经历时，不充分报道显得尤为鲜明。第二章中，叙述者在说到丽莎曾经服毒自尽时，提及缘由，仅用“跟一个文人发生了一段非常愚蠢的恋爱”[10]一带而过，却回避了这位文人实际上就是自己这一事实，直到第七章，我们才从字里行间发现与丽莎恋爱又抛弃了她的文人就是叙述者本人这一点。并且，即使是在第七章，对自杀原因进行叙述时，叙述者也依然在推卸责任，不仅用“滥用感情”一笔带过了丽莎悲剧的原因，用“一连串事情的过程”概括了悲剧产生的过程，继续降低自己在此事中的存在感以逃避责任；还不断贬低丽莎以为自己辩解，认为丽莎粗俗、不整洁，“糟糕极了的性情与忧伤的情感，消极的服从与随便支派人的能力殽杂一路”[10]。这一方面是回避了提及丽莎自杀一事中，自己所做的事情，所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丽莎的不足暗示读者：丽莎的自杀是她自己的错，一切都是她不够好的缘故。在这样的叙述中，叙述者逃避和推卸自己的责任，将自己没有责任心、毫无担当的形象暴露无遗。普宁在受到感情伤害后依然愿意尽力帮助丽莎，承担起教养维克多一事的举动也就在与叙述者所作所为的对比当中，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充满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