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叙述者不仅将不充分报道作为逃避责任、维护自己形象的工具，在对普宁形象的塑造中也多有涉及。

小说第四章叙述者极力描述普宁与维克多相处时的尴尬。初见时普宁就认错了人；接着普宁希望能够请维克多吃夜宵使他高兴，维克多却并不觉得饿；窘迫地聊起称呼方式以示亲昵，维克多却兴趣寥寥；准备了足球作为礼物还大谈各种运动，孰料维克多讨厌足球且“什么运动也不在行”；还当着大家的面踩空了台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最终送出的书也不是对方真正了解的，维克多礼貌地给出回应却忍不住打了个呵欠。这样的尴尬一个接着一个，重重叠加，两个人的相处仿佛处处不协调，章节结束时两个人的关系依然像是那个被扔掉的足球，是个让人感到悲伤又有些发窘的存在。读者对二人之间的不和谐的印象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尴尬不断累积，加强。但是在第六章，维克多却送了普宁一个“至少得值两百”的有着漂亮的扭花花纹的碗，通过这样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可以看出，此时两人关系显然已得到了极大改善，或者说维克多对普宁是有着很深的感激或者其他感情的。但叙述者停在了两人关系尴尬的地方，也使得读者对这种尴尬的印象远大于后来的改善。文献综述

类似的情况文中还有很多，第五章开头叙述者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写普宁开车时迷路的困窘，一上来就嘲讽“这不知道已经开了多少年、半新不旧、蛋形的淡蓝色双门小轿车好像是被一个白痴在开着”[10]后点明，开车的人就是铁莫菲·普宁，接着笔势一荡，又说起了普宁在学车时窘迫尴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迷路一事再次强调。与上文提到的普宁与维克多相识的经历一样，叙述者通过一个郑重其事的出场介绍强调了普宁的笨拙，随后又不断补充和重复普宁的各种窘迫尴尬的场景与反应，加强了读者对普宁窘境的印象。最后，却在他找到方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使读者的印象就停留在了普宁行为的笨拙与处境的尴尬之上。

第一章中普宁沾沾自喜于自己发现了更方便的乘车方法可以节省十二分钟，实际上却坐错了车，不得不经历了换乘、丢包、遗落演讲稿等等一系列糟糕的事情，最后叙述停止在了普宁及时坐上了直达目的地的卡车的那一刻。对这一连串的经历的叙述当中，叙述者使用的手法与最终产生的效果，与第五章中的迷路一事是一致的。

在对这些事实的不充分报道中，叙述者竭力刻画普宁笨拙、滑稽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刻画，最起码应当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