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的兴盛必然会带来诗歌批评的繁荣。关于谈诗论诗，《毛诗》专门解说《诗经》，《戏为六绝句》是杜甫以诗论诗的佳作，《诗品》已具有诗话特点，不过其文字简略。后代诗话的产生发展都在这些诗文评注中汲取丰厚的养分。钟嵘《诗品序》中写道：“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6](p24) 用诗歌作品来抒发情感，不必看中典故；而古今好的诗句，大都是直接的写景抒情，并非拼凑前人的词句。他认为好的诗歌创作不应该滥用典故，束缚于声韵，真正的上品诗，不是拼凑前人的词句，而应该是自己有感而发，直接表达！这些诗学思想，在欧阳修的诗话中也有体现。正是继承了这样的诗学观，欧阳修对于宋初“西昆体”文风的矫正才会如此针砭时弊。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评价诗人、评论诗作以及记录诗本事融进一部作品中，将文学评论的形式拓宽。

诗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通过论事为主线评论诗歌作品；另外一类则是以钟嵘为代表的就诗论诗，评价诗作等级高低的作品。比较而言，前一种以叙事为主，笔调就会显得轻松欢快些；而后一种则会更加的缜密严谨，体系完备。欧阳修的诗话是一种“非正式散文”，是漫笔而书，长短随意的。虽然它的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但是最初仅仅是文人墨客的消遣之作，创作的态度显然是悠闲的，所以它与《诗品》、《文心雕龙》等文学评论相对比，少了其中的那份严肃感。在当时，宋代诗话的名称也都是不确定的。就欧阳修的《诗话》而言，现在普遍称为《六一诗话》，但也有人称之为《永叔诗话》，甚至可以称为《归田诗话》[2](p3)。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明，“诗话”这个体裁，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去著述，只是率性而发，所以没有刻意确定书目名称的必要。

欧阳修在文章开头写道：“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p2)，“以资闲谈”就体现着作者在创作时的写作风格是随意漫谈的。[3](p4)《六一诗话》评价诗人作品、记叙相关的轶事琐事，都是随笔散记，自由闲谈。

《六一诗话》一共29则，这29则在体制结构上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整个的篇章也没有严谨的结构和思维联系，完全是随性书写。这就是《六一诗话》的特点，它们在内容上不需要缜密的前后逻辑，可以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也不需要起承转合、前后呼应或者其他的创作形式。《六一诗话》完成之前，南朝时代便诞生了像《诗品》和《文心雕龙》等的空前著作，这些作品都有严密的逻辑和严谨的结构特征，这与南朝的玄学盛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欧阳修开创的“诗话”，在随意愉快的语句中，包含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审美感受；相比往严肃的评论中，又带有些许风趣的成分在内。

二 史家精神

虽然欧阳修说自己的创作是“闲谈”，但是《六一诗话》论述的文学材料和史学作用，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基本诗学思想，但却不表露出自己的好恶。在内容上，他强调真，也就是诗歌记录的事件必须要完全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是对真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另外，与钟嵘或者刘勰相比，欧阳修用更多的笔墨评论同时代的文人作品，也就使得《六一诗话》具有了宋代年间记录诗人诗作与生活的史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例如第二则，欧阳修评价《永昌陵挽歌词》虽然是李昉最出色的诗，但是“奠玉五回朝上帝”中的“五回”却不符合史实，据欧阳修考证“五回”实际上是“四回”，诗人写诗需要遵从史实。李昉作为两朝重臣，这里的诗句明显有夸张和献媚的嫌疑。但是这里欧阳修用“史实”来要求诗歌创作，显然有些不合情理；即使是咏史诗，也并非是单纯的记录史实，它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感慨深思，抒怀显志，来追求情感上的表达。这里对诗歌史实的考究，对史学家考证文学材料有着重要价值。但用此来评价诗歌的优劣，难免有些苛刻。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