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礼是表象，深层次的是百姓道德观念的丧失。“弃礼义，捐廉丑”[7]卷三·P77百姓争相逐利之时，都“虑非顾行也”[7]卷三·P80，甚至出现了“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这样有违人伦的犯罪事件。道德伦理的滑坡直接危及着汉政府统治的根基，在贾谊看来，“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7]卷三·P80-P81，连父母兄弟都可以违背欺骗，那么民众怎么会忠于天子呢!

秦以法易俗未能切中风俗更化的要害以及汉初的无为而治并没有彻底改善这种风俗败坏的现象，使得贾谊对移风易俗展开了新的思考。

三、贾谊“以礼化俗”的风俗思想

在对秦及汉初风俗败坏的批判的基础上，贾谊明确提出要求”修礼乐，以美风俗”[7]卷九·P276，使得“天下移心而向道”[7]卷三·P80，在贾谊看来，“教训正俗，非礼不备”[7]卷六·P178，以礼化俗才是移风易俗的正道。

贾谊“以礼化俗”思想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风俗可化。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认识到风俗可易的特点，荀子曾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3]P612。其后贾谊又有相似的言论：“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7]卷八·P254-255。民众是风俗的行为主体，而风俗则是民众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行为习惯，是民众行为的共同表现。礼教并非直接作用于俗，而是通过施礼教于民，民心变，那么由内而外化的行为自然依循礼制，风俗自然可以得到美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移风易俗与化民治民有着本源的一致性，以礼化俗归根在于以礼化民。所以风俗可化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于如何更化国民的问题。文献综述

民可化否？民自然可化，贾谊通过对于人性观的剖析论证了教化化民，以美风俗的可行。贾谊持以“性有善有恶”论为中心的性三品说。对于君主，在贾谊看来，君主有上主中主下主之分，上主如尧舜，下主如桀纣，他们都无法改变，只有中主，可贤可愚，需要正直的贤臣辅佐，引导君王向善，“国家必治”[7]卷八·P265；对于百姓，在贾谊看来，“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7]卷八·P258，民之性有善有恶，“可与为善，可与为恶”[7]卷八·P256，关键在于后天的引导与教化，故“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7]卷八·P258。所以民心可变，民智可开，风俗自然可化。这是对汉初无为而治的批判，在汉初“其治尚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对于风俗，部分汉初士子强调“因顺其俗”，在他们看来“俗之渐民久矣……终不能化”[5]卷一百二十九·P789，虽言移风易俗，其实是顺应风俗的发展，并不刻意追求各地风俗的统合，允许社会秩序的不齐整，在某种程度上说即是放任政策，正因为这种因顺风俗的无为政策才导致了汉初越礼风俗的蔓延，贾谊批判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他向崇尚无为而治的臣子提出反问，不采取行动如何能整顿天下的败坏？！现在的情况是“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7]卷三·P90，可是那些向君上献计献策的大臣依然固守清静无为的思想，贾谊感慨：“可为长大息者此也”。在贾谊看来，“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7]卷三·P91，要想有良好的风俗，统治者必须要从无为转为有为，担当起以礼化民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