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疏共由三部分组成。在本疏的第一部分，熊廷弼主要是描述了新兵从招募到逃跑的详细经过。刚招募过来的时候，熊廷弼看到这些新兵大多都孱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便知道这些兵不可用。但无奈于辽东各地纷纷请援，再加上外围虏贼虎视眈眈，唯有以兵力震慑。然而，这些新兵却在几日内尽数逃跑，并未起到卫辽的作用。当时辽东已然处于相当危急的态势，而此次逃兵事件的发生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部分则是分析各兵逃跑的原因以及应对逃军的举措。明代后期采用募兵制以增加兵源，多通过饷银诱引百姓当兵，于是便有百姓以此作为收入来源。这些招募来的新兵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安危而来，一旦见到真刀真枪，势必后悔继而逃走。如何解决逃兵问题？熊廷弼对于当前已有的一些举措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首先，他想以法驭军，又害怕严苛的法律导致更多的逃军。由于募兵在一开始召集的时候未进行严格的挑选及操练，无组织无纪律，稍加以约束，便有可能逃跑。其次，如果大肆对其进行追捕，害怕虏贼听到风声，趁虚而入，给辽东带来更大的祸乱。第三，熊廷弼指出追捕之法的弊端。一方面，募兵一旦逃跑，恐难以追捕回来。在这里，熊廷弼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李如柏旗下募来的兵逃回四百七十余名；另一个是左右翼两营兵各逃回数百名。对这两次逃兵进行追捕，最终的结果都是未捉到一人回伍。显然，追捕之法此时已经基本无法奏效。另一方面，熊廷弼担心追捕回来的逃兵一旦临阵脱逃，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最后，追捕之法难以进行，意欲要回所发饷银，又恐激起民变，造成辽东社会动荡，使当前局势更为紧张。笔者认为，熊廷弼如此顾虑良多主要与当时危在旦夕的辽东局面有关。万历四十四年，东北边陲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汗登位,统一分散的女真诸部，创建大金政权，后金力量得以迅速壮大,成为能与明朝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强大的地方势力。接着，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率兵大举征明,抚顺、清河接连城陷,并取得了萨尔浒之役的大捷。此后,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蹂踊辽东,大掠人口、财物、田禾,辽东地区一片混乱。辽东是京师的藩篱，辽东的存亡关系着整个明王朝的存亡，所以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凡事都要考虑周全，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基于此，在第三部分熊廷弼将此次逃兵的主要原因归于“以辽守辽”之说上，他认为此举误边误国。熊廷弼指出:“辽人守辽之说,自李如祯、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微调。”[8]辽人“离心离德”的主要原因有如壬辰援朝战争后辽镇军事的衰落，17世纪初高淮乱辽带来经济上的摧残以及政治上人心瓦解，辽人内心中充满矛盾与失望。所以，熊廷弼认为守卫辽东必须从关内征调官兵。除此之外，熊廷弼反驳了“贵精论”，即认为士兵“贵精而不贵多”。熊廷弼认为精兵太少，无法进行分散布置，若敌军大军压境，对辽东全面进攻，根本无法抵抗。结合以上两种观点，熊廷弼提出将十数年军费作二三年之用，从外省大量募兵援辽，以绝后患。笔者认为，熊廷弼此举虽然可以震慑后金，解决辽东之危，但势必会造成晚明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最终会以加派田赋的方式分摊到百姓身上。军饷附加在农民身上，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对于晚明政权来说也是一个潜在而巨大的危险。“以辽人守辽土”策略恰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项财政支出。另外，辽人不是不可用，只是没有找到用辽人的方法。后来者孙承宗将“以辽守辽”这一问题提到关系大明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唯有“安辽人”才可“安天下也！”[ ]他的部将赵率依照这一方针，曾经招抚逃亡辽人至五六万，从中“择其壮者从军”，严加训练。[ ]不能从军者，给他们耕牛种子，以此大兴屯田，收到相当显著的效果。除此之外，清初军队主要包括四部分，即八旗兵、绿营兵、汉族藩王兵、蒙古各部兵，其中八旗汉军、各藩王兵，是以辽人为主力的。他们为清朝平定中原、统一全国，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在晚明社会大变动时代，“辽人”作为明末东北地区区域性社会集群，对于他们的争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明廷与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力量的消长。因此，笔者认为熊廷弼否定“以辽守辽”之说,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