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巧合，两人几年后再次相遇。小说中家玉提过的“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两次”，在这里已经体现。这一次开始一起生活，矛盾渐渐浮出水面。家玉毕业后摆过地摊倒卖过衣服、开过小店铺，又通过走后门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为钱奔波在大社会中，身上的社会气息很浓。而端午在学校这个相对小又安定的环境中不断学习，激扬文字，因与老师有所冲突之后才被动地进入社会，在社会中自我放逐之后才随便地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安定了下来。两人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彼此很容易不能够了解对方。端午爱古典音乐爱到病态，而家玉对端午痴迷的音乐无感，仅有一次端午看见妻子主动坐在自己身边听音乐，一起欣赏音乐，他看上去多少有些激动。“是不是有个音乐家，名字叫什么克莱德……”“你是说，理查·克莱德曼？”“对对，就是这个人。”“哦，垃圾！”端午厌恶地皱眉并无可置疑地否定。“你怎么无端就喜欢起鲍罗丁来？”端午笑道，“其实这个人的东西，只是比较可口而已，谈不上什么境界。”“少啰嗦！”家玉囔着鼻子道[2](p177)。这时候的场景与开篇的场面近乎相同。端午根本不知道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他只觉察到家玉快跑着追赶成功，快要跑出了他的视线。接着，家里来了第一位保姆，很快，他们只用矿泉水泡茶，他们的儿子以倒数的成绩转入了鹤浦最好的实验小学，在市郊的“唐宁湾”又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端午只是安分地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趁着机会就溜号，拿着只够抽烟的一点点工资。他是一点点烂掉的人，而家玉在外奔波，作为律师与人唇枪舌战，她是一步步往上攀爬的人。　文献综述

共处一室、同床而眠并不能代表一辈子都能紧牵对方，不朝他人张望。出轨这件事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们看得很重，骂得很凶，又不知什么时候渐渐被人们默许。现代社会这样急剧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变化巨大，人的心理思想也在悄悄地发生变革。小说中家玉一开始和端午发生关系，家玉生出留恋之意，而端午浪子之心已久，悄悄地拿了家玉的钱离开了，他把男女之事看得很轻，当做快餐消费，抛弃了家玉也不觉得愧疚。后来两人结为稳定的夫妻之后，有一次家玉出差，游玩时遇见一位长得干净、有着一张精致而大胆的脸的男孩——陶建新，两人相识不到一天就一起住了酒店。这是家玉唯一一次的出轨，看似有些不可理喻，一向理智的她怎么会做苟且之事？然而作者叙述起来，并没有可以特别指责的地方。

充满幻想的女性家玉曾经无数次地想象着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不是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就是刘德华或者郭富城，而在招隐寺，第一次见到与自己陌生相处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她竟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虽结为夫妻，但没实现的想法，多少会积压在心里，难以释怀。加上她拼了命地为自己的家庭打拼，早已疲惫不堪，刚好遇见一位自己很多年前就想嫁的类型，自己疲劳不堪想斩断与现实的联系，身体内的贪婪和狂野涌上来，催化了快乐和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