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王锡爵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些，主要分布于其在政坛方面的影响和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其中论文的研究成果尤其丰硕。论文网

研究王锡爵政坛影响的有范敬如，陈尚胜在《明代首辅王锡爵与“三王并封”》[1]中就万历时期“国本之争”中，王锡爵顺从神宗所提“三王并封”的原因作出解释，指出王锡爵顺从“三王并封”的提议是为了缓和君臣矛盾，博得皇帝信任，赢得援朝战争并为继续劝立太子打下基础，是当时的因时之策。连文萍所作的《明代翰林馆课与儒家经世实政——以王锡爵<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中心》[2]以王锡爵等人所编写的《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中心，论述儒家经世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彰显了明代朝廷培养实政人才的部分做法。谢志伟在其所作的《王锡爵忠直定国事》[3]中指出，王锡爵作为朝廷重臣，内阁首辅，对当时国风日颓、政事不举的政治局面，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措施，振兴朝纲，体恤民情，扬新除弊，稳固国本，体现了他“公忠直亮”的气节。李斌所写的《王锡爵与陈继儒交游考论》[4]，讲述了陈继儒与王锡爵的交往对陈继儒仕途的影响，尤其是万历三十五年“密揭”事件对于陈继儒政治生涯的影响。研究王锡爵书法方面成就的有戴静影的《王锡爵等三代法书及徐玫晾曝图卷》[5]，指出自明万历至清康熙一百年间，王锡爵家族人才辈出,不仅有宰相高官,还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大师,其中成就最突出是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王掞祖孙四代人。 

此外，研究王锡爵的著作主要有太仓市委宣传部及太仓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写的《娄东文化丛书——王锡爵》[6] ，主要讲述了王锡爵一生的生平事迹，对王锡爵的一生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以及毛佩琦和刘利平所著的《明代顶级文臣》[7]介绍了王锡爵的生平事迹。而周巩平所著的《江南曲学世家研究》[8]将谱牒学和艺术学相结合，从王锡爵家族文化传承方面来探讨家族文化传递对戏曲艺术发展历史的影响。

总之，目前史学界对于王锡爵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一些，但是对于“乞归八疏”的研究仍旧处于空白之中，仍然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地方。本文就王锡爵晚年所上的“乞归八疏”为切入点，试分析他的病情变化、性格特点和与万历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

二、王锡爵乞归前的“三王并封”事件

由于明朝过分集权于皇帝，废宰相，设内阁，正处于政治制度的嬗变时期。而后内阁的地位日益提高，票拟权重，内阁大臣对自身权责不明，在擅权与庸碌之间徘徊，难以把握分寸。而言官抓住了内阁权责不明的机会，质疑内阁职能，声势越来越强。由权责架构的失序就此导致了内阁大臣与言官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承受不了巨大舆论压力的官员走上了乞归的道路。因而众多官员乞休、挂冠离去成为了明朝万历中后期最突出的政治现象。而王锡爵于晚年所上因病“乞归八疏”的外部环境原因也正是在此。

王锡爵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科举入仕后，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年）晋升詹事掌管翰林院，同年因得罪首辅张居正而告假省亲。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被抄家，万历皇帝召回一大批反对张居正的人，于是王锡爵又进礼部右侍郎，累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的仕途虽不是一帆风顺，但总归也算是风生水起。在其仕途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国本之争”。这也是王锡爵八次上疏因病乞归的重要内在原因。“国本之争”也即是太子之位的争夺，是明万历时期君臣争论的重要问题。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子嗣，宫人出身的王恭妃生有长子朱常洛，郑妃诞有三子朱常洵。群臣主张立长子，而万历出于对郑妃的偏爱，欲立三子朱常洛为太子。因此朝廷之中争论不断，对于立太子一事万历皇帝一拖再拖，群臣多次上疏请求早立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万历不堪群臣早日册立太子压力，提出让长子朱常洛和三子、五子一并封王，待嫡子出生后再立太子，并让王锡爵拟一道“三王并封”的谕旨。面对万历皇帝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来拖延立储的谕旨，王锡爵并没有直接否定，而是迂回提议让皇后抚养长子朱常洛，效仿汉朝的马皇后、唐明皇的王皇后、宋真宗的刘皇后将妃子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想借此提高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请求万历皇帝名正言顺的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采纳王锡爵的提议，反而将他所拟的“三王并封”谕旨下达礼部。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