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灾荒影响

天灾人祸使得苏皖边区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阻碍了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首先灾荒造成了大量的灾民。八年抗战，边区人民饱受日军蹂躏之苦，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再加上连年的水灾，人民早已无法生存纷纷逃亡，其中不少灾民逃往国统区做苦工，生活十分凄惨，时人称其为“苏北难民”。据统计，“截止1946年4月底，仅徐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便聚集苏北难民102万余人。至下半年，分布于国统区内的苏北难民更是翻了一番，达到213万余人。”[ ]；其次，灾荒又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逃难，边区农村劳动力锐减，土地大多抛荒，有些地方早已断粮多日，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据1946年3月《新华日报》的调查，“单淮安仇桥区，总户数2544户，目前已断炊的已达1232户，复兴区2621户。断炊的863户，逃荒的688户，饿死人的不幸事件，已经一再发现了。”[ ]；第三，粮食危机又激发了难民吃大户和抢粮的现象，出现了扰乱社会治安和破坏社会秩序等严重问题。如何救灾已成为苏皖边区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三、苏皖边区救灾措施

抗战胜利后，边区政府积极组织民众重建家园，发展经济，但1946年春荒的发生打乱了边区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春荒中的灾民惊慌失措，情绪骚动，有的甚至消极对待灾荒，同时一些干部思想麻痹，认为这与往年一样，也未将救灾工作放在心上。因此统一机关干部认识，消除民众的恐慌就显得非常重要。华中分局在救灾指示中提出救灾方针为“自力更生，自救救人，互助互济，发展生产，使救灾工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与广泛的群众运动。”[6]遵循华中分局的指示，苏皖边区各地均建立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救灾工作。如“1946年边区五地委和五专署根据各县灾情和干部群众人心浮动的情况，明确提出‘自力更生，自救救人’的方针和‘眼睛向下，层层负责’的口号，要求各级干部走群众路线，动员群众力量来克服困难，不要依赖上级、单纯希望救济，以免灾情更趋严重。”[ ]

（一）急赈救灾

1。发行救灾公债

春荒发生时，边区财政极为困难，无钱救灾，因此必须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资金问题，因而边区政府于1946年3月决定发行救灾公债9200万元救灾公债券。边区政府希望各界踊跃购买，要求党政军民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和动员，对中上层人士，应该积极鼓励他们购买公债救济灾民，同时劝灾民保证不再集体借粮吃，并保证公债有借有还。救灾公债收齐发放时，边区政府根据各地灾情状况进行钱款分配，公债分配情况为“一、二分区共1500万元，三分区1000万元，四分区500万元，五分区2200万元，六分区1500万元，七分区2000万元，八分区300万，公债款项40%进行直接救济，60%以工代赈。”[ ]

2。政府救济与以工代赈

春荒中的灾民处境艰难，一些老弱病残如果得不到直接救济就只能活活饿死，因此边区政府直接救济他们钱款和粮食。“1945年末边区紧急发放1200万斤救济粮”[6]，“1948年初五分区紧急发放500852斤救济粮。”[ ]但是仅靠政府救济是不可能解决灾荒问题的，只有组织灾民进行生产才是解决灾荒最有效的办法。边区政府因此实施以工代赈，主要是组织灾民兴修水利。如“1946年苏皖边区在兴修水利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的政策，吸收了边区38000余人做工，使147500余灾民得以度过春荒。除此之外，边区又于3月调拨3000万元作为各地区开河、挖沟、修路、挑塘之费用”[8]，“1946年五分区吸收大量贫农进行开河、浚河、修堆、筑路，因此而受益的土地多达216万亩，这些贫农不但安度春荒，还用工资购买土地。”[7]以工代赈的实施不仅疏通了河道，还兴修了水利和道路，同时还解决了许多灾民的粮食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