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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以汪文宣所患疾病为切入口，从他凭借疾病缓解家庭冲突的举动及周围人和自己对自身患病的看法来对《寒夜》中汪文宣压抑萎缩的形象进行深入解读，并由此探究知识分子从2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内从进取到孱弱的精神蜕变轨迹及原因。正是在外界大环境的压抑即国统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和知识分子自身进取人格的丧失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像汪文宣这类知识分子在40年代走向了精神的萎缩变形。2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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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关键词：《寒夜》 汪文宣 疾病 知识分子
引 言
新时期以前，研究者对《寒夜》[ ]的评价大多以王瑶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阐述为代表，“那些长篇写的也都可以说是小人小事；以前的那种激动的热情收敛或潜藏起来了，他诅咒不合理的制度和社会所加于善良的人们的悲惨与不幸”，“作者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的胸怀，写出了这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小人物的受损的故事和结局，目的只在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 ]或由此而生发。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控诉是研究《寒夜》的最重要且最主要的出发点，而巴金自己在《创作回忆录》里所说的“我写《寒夜》就是控诉社会，控诉旧制度”[ ]更印证了这一观点。如果作家自己也反复陈说导致悲剧的原因是社会制度，更会影响研究者从社会原因，即外在原因去追溯悲剧之因。
新时期以来，由于海外学者对于《寒夜》研究的重视而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寒夜》的重新解读，更新了对于《寒夜》的既往认识，随之更新的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其中“疾病”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角度，成为进入文学作品的一个新的切入口。对于《寒夜》的研究同样如此，而从这个角度切入的研究开始致力于分析汪文宣悲剧的内在原因。通过对于既往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运用“疾病”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主要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并且主要以两种西方理论为依据。
一种是借鉴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该书主要“考察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化成一种道德批判或者政治态度”，[ ]可以说此书是从结构主义出发分析那种隐喻的生成方式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有关疾病的那种隐喻性思考方式”，[ ]其最终目的是揭示这些隐喻，并摆脱这些隐喻。从该理论出发的研究有李静的《疾病的隐喻与疗救——巴金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谭光辉的《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中李静的论文中认为巴金40年代笔下的“疾病”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救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救人、救事、救自己”[ ]也就成为巴金写作的目的之所在。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寒夜》的文章无论是以《寒夜》为单个研究文本，还是把《寒夜》囊括在大的研究体系中，都大多集中在疾病的隐喻与疗救，疾病的隐喻与消解这些方面。这些研究过于看重“疾病”在文学中的作用，“疾病”与文学的关系，乃至先验地预设了“疾病”在文学中的隐喻、疗救、消解等命题而架空了《寒夜》这部作品本身，而任何不从文本出发的对于文本的讨论都不过是对于理论的失败地移植而已。
第二种是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汪文宣的悲剧归结于父爱的缺乏，认为肉体的疾病所象征的是深层的心理的疾病。在既往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陈少华的《二项冲突中的毁灭——<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他在文中将疾病视为汪文宣退化的精神的隐喻，身体的疾病隐喻了精神的疾病，将汪文宣的悲剧归因于内心结构中的二项冲突。“分裂的自我与焦虑的症状表明深层的压抑来自对家庭权威的服从以及对文化规训的认同；主体性的匮乏与成长中的阉割息息相关。”[ ]论文实际上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发解读了汪文宣身体的症状，确实将知识分子精神的病态与疾病的症状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该文存在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匮乏归结于父爱的缺失与对家庭权威的服从，也许是研究者有意避开其他原因——并非不知其他原因——而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对汪文宣的精神退化做出解释，这种方法固然新颖，但精神分析的方法却并不能解释汪文宣前后性格变化的社会原因。文中提到主人公的父亲从小就过世，然而汪文宣并非从小就性格怯懦萎缩，他也曾怀抱理想，有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这由此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没有说明汪文宣前后的性格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像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与在之前的变化原因，也就没有很好地把握从五四到四十年代之间知识分子精神变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