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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行文关系分类公文的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好区分的，但刘勰对于公文的分类不是仅采取这一项单一的方式，他还注意到了各类公文的作用的区别，这一方式使之对相近的文种有了更为科学而细致的界定。以《诏策》一篇为例，虽然题为“诏策”，但“诏”和“策”这两种文体确实仍存在区别。汉初制定礼仪，将诏策分成“策”、“制”、“诏”、“敕”四类，“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诏策第十九》） ，这说明即便是同属下行文，其作用仍旧有所区别。敕书旨在训诫各州各部；诏书则是用于训告各级官吏；制书是专门用于发布赦免的命令；册书则是用来封官赏赐王位侯爵。所谓“策”是采用简册的形式；关于“制”，是传达君王的裁决；而“诏”应该是告谕的意思；至于“敕”，则是戒正的训示。类似的区分同样可以在《檄移》一文中得到确认。“檄”是军事公文，其名最早见出现在《战国策》：“张仪为檄告楚相。”檄是对地方进行声讨的宣言，相当于是战前的号召书、动员令。“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檄文的言辞要激切并且凌厉，它的内容常常是一方面夸饰己方的威德，另一方面则斥责对方的暴虐，分析当前形势，权衡敌我的强弱，一来鼓舞自己，二来威慑敌人。“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 （《檄移第二十》），这意着“移”文的重点在于更移民风民俗，是一种用于内部的，其内容则是要使得民众追随的文书。另外还有“奏”、“启”、“议”、“对”等文书，虽也同属上行文的范畴，但是它们的作用仍旧互不相同，“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 （《章表第二十二》），刘勰仍旧给予了明确的区分。最后“书”、“记”两类公文，虽然都是属于平行文，但是书是书信，是私人文书，是臣下之间用于赠答往来的，而记则是杂记众事。这两种文书在作用方面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也被区分为两类公文。这样的一种细致的分类方式虽然是具有一定的交叉性质的，但也足见刘勰对于公文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视，这也同时体现出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的认知和继承，这与他的思想以及政治社会背景也是息息相关。曹丕在其著作《典论•论文》中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句话中提到的“文章”其实主要是指奏、议、书之类的公文，刘勰借鉴了前人对于公文的作用的思考，并将其与自己主张的“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前人思想的精华，并由此引申出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样的敬业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其根据作用分类公文的这一方式在现代的公文分类方法中仍旧能起到相应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