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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贵的苦难形象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典型的小说场景的必然产物，倾注了作者全新的创作思想。从纨绔子弟到“一无所有”、从绝望无助到平静淡然、从家庭幸福到孤苦伶仃的成长经历成就了福贵的生命厚度。苦难的经历，家人的温暖，传统的道德要求支撑着福贵的生活信念。福贵的“活着”是对死亡最强有力的对抗，福贵的“活着”让坚韧乐观、尊重生命的生活态度和善良的情怀像一粒种子埋进了历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2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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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关键词]：余华 《活着》 福贵 死亡
福贵用极其平和的语气为采风者讲述了他苦难的一生，而作为第三者的作者余华，承担了转述的角色，他以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将一个有关死亡和活着、苦难和温暖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却不可能像作者一样让《活着》这样一部沉重的悲剧故事云淡风轻地从心中飘过，死亡意着什么？活着又因为什么？人的一生到底怎样度过？这些有关生命的高深问题都是一个叫福贵的老人留给我们的思考。这一切似乎与作者毫无关系，但所有的疑惑又的确与作者密不可分。论文试从时代背景、作家的创作思想、小说的特定场景等方面入手，探讨富贵这一形象存在的合理性，解析富贵一生的苦难与不幸，进而揭示小说的意义：穿越苦难，活着，就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一、“福贵”的产生
余华将常人无法忍受的“死亡”事件一次次地加之于福贵身上，苦难和死亡是福贵一生反复经历的事情，作者如此“残忍”地对待笔下的人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原因。
（一)特定的时代背景
90年代初，邓X平发表“南巡讲话”将中国推向了新的发展平台，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追求和审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日渐浮出历史地表，开始了他面对自我的日常践履和意识诉求。
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质量，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作家看到了群众关注点的变化，小说创作由宏大叙事转向私人叙事，小说的重心转向展现人民的日常生活，小说的描写对象涵盖各种生活琐事。第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不必再为生计温饱绞尽脑汁，开始追求自由和平等、关注自我的内心世界。然而社会发展刚刚起步，各方面的发展并不完善，仅仅是物质的空前繁荣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物质丰富和精神贫乏的矛盾，理想丰满和现实残酷的冲突，让人们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焦躁的氛围之中。因此，90年代作家致力于对人们深层精神家园的探究成为了时代的必然，关于人道主义、生命、人性等宽泛、复杂的主题成了作家的新宠。第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是90年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电子产业的繁荣使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对视觉享受的偏爱，冲击了传统的书本传播文化的方式。在此背景下，许多作家选择另谋出路，这就要求依然坚持文学创作的作家必须思考如何在电子传媒当道的文化领域寻找到新的生存之道。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是必要条件，衡量作品可读性的重要指标是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简单的故事，朴素的叙述是人们潜意识中对小说的期望。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文化广度和深度的传播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有关世界、历史、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以极快的速度传达给人们，作家选择将写作投入到广阔的历史环境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