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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明代的学者开始了对日本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深入研究日本来帮助沿海地区解决倭患。由此可以判断，明代与日本有关的研究成果都是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而明代对日本的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背景之二：政府支持
明代出现日本研究热与官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以明朝的研究条件，以及研究学者自身的能力，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研究很难取得大成就。薛俊的《日本考略》就是在当地知县的支持下完成的，知县郑余庆认为薛俊的书“有裨于边防也。捐俸寿诸梓，嘉与有志忠爱其国与民者共之”。 郑若曾在进行对日研究，著书立作的时候，当地负责指挥抗倭斗争的官员胡宗宪也给了他很大的便利，胡宗宪召集许多熟悉海岛分布的人帮助郑若曾修改海上岛屿分布图，并允许他到海上详细观察，甚至为郑若曾提供了许多官方收录的资料、档案，达到“增益其所未备”，并派人辅助修书，最终完成《万里海防图论》。连郑若曾自己都说：“肇意于荆州，作兴于郡守，而少保公实主成之。” 由此可见，官方提供的支持，如资料、人力、物力等，对研究日本意义巨大，有利于对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背景之三：史学发展，即明代史学的普及化
明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明代史学的发展走向。明代的史学研究以正德、嘉靖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朝建国之初，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国家百废待兴。统治阶级为了文护统治，禁锢人们的思想，并大兴文字狱来镇压一些“离经叛道”的学者，极大地压制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正德、嘉靖之后，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济也有所恢复发展，甚至在明中叶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朝廷还积极鼓励有识之士针对倭寇问题提出解决良策，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下，私人研究史学、撰写史书的风气盛行，明代史学研究蓬勃发展，并逐渐在民间普及、兴起。
普及性史学运动的开展，催生了不少符合大众需求的通俗化作品，其中对日本研究的普及是一个重要方面。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一些商人为了从中攫取利益，开始倾向于印刷一些符合大众需求的书籍，甚至是假借他人之名，抄袭改写一些学者的文章来印刷，进一步带动了史学的普及，深刻的影响了明代的对日研究。
背景之四：对日本方针的转变
明朝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决定了当时的对日态度，影响了中日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有这样的思想：“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明太祖朱元璋绝对是这种思想的支持者，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就以此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明太祖建国之初，想要建立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在“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 时，弃用元代的“以力服人”转而使用“以德服人”的理念，采取怀柔政策解决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但这一政策明显没有威慑力，出使日本的使臣被日方拘禁斩首，沿海的倭寇日益猖獗。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太祖决定调整策略，用威慑的手段使日本臣服，通过日本统治者抑制倭患，但收效不大，最终明太祖还是决定通过巩固边防、实行海禁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大量的使臣和僧人来华，以及大批人亲赴日本实地考察，阅读日本典籍，为明代研究日本提供了更多可靠的资料，使得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不断变化、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