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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据《乐府诗集》统计，梁代《江南弄》作者有17人，37首；陈代有3人，3首；隋代有2人，2首；初唐有22人，38首，达到了高峰。《江南弄》是初唐时期吟咏数量最多的乐府旧题，现存的主要有王勃2首，崔国辅1首，徐彦伯1首，贺知章1首，王昌龄1首，阎朝隐1首，沈佺期1首，总计7人8首。形式上，除王勃《采莲曲》是杂言体，如“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 ，其他均是五言八句或者七言八句的齐言体，在体式上延续了南北朝时期，西曲吴歌体制短小精美的特点，风格清新流丽。
清商曲辞在初唐，主要是承袭梁陈时代的余绪，乐府古题《江南弄》在初唐的广泛传唱正验证了这一点。比如王勃《采莲曲》：“叶翠本羞眉，花红强如颊。佳人不在兹，怅惘别离时。” 写少妇思念久离不归的丈夫，顾影自怜，伤心怅惘，表达了少妇渴望与丈夫团圆相聚的强烈情感。又如沈佺期《凤笙曲》：“岂无婵娟子，结念罗帐中。怜寿不贵色，身世两无穷。” 更是将思妇的思念写得柔情百转，悱恻缠绵。这两首诗的富艳风格和铺排艺术，绝不亚于梁武帝首创《江南弄》中的“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 。《诗薮》评价这一时期的初唐诗云：“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 因此，可以说，《江南弄》代表了初唐时期乐府古题沿袭齐梁诗风的典型倾向。
《乐府古题要解》云：“《从军行》皆述军旅苦辛之词也。” 《乐府诗集》将其归结于《相和曲辞》的“平调曲”，古辞是汉代左延年的《苦哉从军行》，这说明《从军行》主要是写塞外戍守边关的将士艰苦的军旅生活的。
据笔者统计，初唐时期以《从军行》为诗题，创作的有虞世南1首，刘希夷1首，骆宾王1首，乔知之1首，杨炯1首，崔融1首，王宏1首，共7人7首。
南北朝时期，梁代郡王萧子显曾经热衷于宫体歌行的创作，如他《从军行》“春风春月将进酒，妖姬舞女乱君前” ，能将《从军行》这样豪放粗犷的题目写得悱恻缠绵，柔情百转。初唐诗人也未能全部摆脱萧氏的影响，乔知之作《从军行》“窈窕九重闺，寂寞十年啼”，“况复落红颜，蝉声催绿鬓” ，把言说军旅苦辛的传统题材，借着思妇的口吻说出来，这样和军队就没有关系了。杨炯曾这样评价初唐诗坛上的承袭风气，“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这样实际上显示了以乔知之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延续齐梁柔靡富艳诗风的轨迹。
（二）慷慨多情，清新流丽的风气
《从军行》作为初唐时期传唱范围较广的另外一种乐府古题，发展更为多样化，除了像《江南弄》那样一承袭齐梁遗风之外，更多的表现出一些主题上新变的态势。
当然，初唐四杰的乐府则大异其趣，桀骜不驯，耿介独立的性格使得他们不屑于模拟齐梁文人“缘情体物”的格调，他们将《从军行》拉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给军旅题材的作品赋予了雄浑刚健，起伏开合，慷慨多情的艺术魅力。王勃曾云：“（诗赋）而君子等役于心劳神者，宜于远者大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也。” 充分表现了四杰乐府展示出的壮志雄心和慷慨豪情。
比如骆宾王的《从军行》云：“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溅胡尘。不求生入塞，唯死当报君。”
杨炯的《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些《从军行》辞高意简，雄浑刚劲，脱去纤巧雕刻的俗气，跨越齐梁，直承建安风骨，魏晋神韵。不仅在乐府诗中，甚至在整个初唐诗中都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