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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活跃勃兴，养“士”成风，加之社会变革，各国变法接踵而来，导致新旧秩序相互冲击，新制度替代新制度，思想文化束缚相对较为宽松形成“百家争鸣”。战国时期列国是以争夺土地、财富为核心的利益争霸。如若春秋是为“名”而战的时代，那么战国则是以“利”争雄的时期，春秋战国最大的特点无非“名利”二字?基于此，各学派纷纷立说，而商鞅在《商君书》中所阐述的人性观便产生于此思想背景，其使人性观成为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
二、《商君书》中的人性观
（一）人性观和人性相对主义
人性，当今解释为：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这种正常的情感和理性的结合是人类自然系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史料记载，先秦时的告子对人性下定了论，曰：“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不善”[3]。然而《三字经》开篇则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4]孟子首次系统地阐述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慈悲之心，每个人都有同情之心，从其角度来看，人性本是好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善。性恶论是与性善论相对的。荀子认为人性生来丑陋，其所谓的善良也是装出来的。他在著作《荀子•荣辱》中阐述，人性只被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又道：人一出生便是小人，自私自利的，这一点是天生的，不用后天去培养，后天所要去学的行为才是仁义礼智。韩非子的观点更加鲜明，直击要害，他的观点即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去避开。著名学者冯友兰学者说“荀子在当代最有名的是他的性恶论。乍一看荀子是低估其人的本能，实则是他注重修养哲学的教育。他的核心观点便阐述，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通过后天的努力而产生的。[5]”按荀子所言，凡是没有经受教育与指引的东西，都是趋恶，不会向善。由此可见，在我国中华文化观点中对性善论的理解仍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上文中对于中国自古以来人性的研究分析做了详细的总结论述，相对于先秦儒家学派他们对人性观遵循历史进化论将其分为“性善论”与“性恶论”，虽然法、儒两大家都同意古时候人民淳朴，而现在变得奸巧善于伪装，但是《商君书》中认为前人对人性论的理解太过偏颇，书中并非单纯的从“善”“恶”或“中立”去认识人性，其采取历史相对主义 ，一些史学家同意历史不具科学、实验一般的客观性，但却承认其自身固有的学科客观性，此种观点是历史学家从阅览大量历史文献古籍中得出来的结论，但历史记录可能既不真实与不全面。在研读历史文献古籍过程中，历史学家会带着一系列主观的眼光和偏见，并非完全中立，这将可能限制和歪曲历史。因此，从相同的材料，不同的历史学家去钻研，可能得出明显不同的结论来。因此，历史知识与思想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受人的主观因素而限制。因此，在历史相对主义的基础上,《商君书》在评价不同时期的人性价值上并不关注其善恶，而是说人性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即肯定了古之民风淳朴，也直言今之民风巧诈而虚伪。从而研究应该用当今的政治现状和人性状态来进行政治改革，提出用“法”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抓住人性“好利恶害”提出治道之方略。
（二）《商君书》中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关于人性的认识问题上文已经做了详细阐述，早在春秋末期就己提出，到战国时期，就更加成为百家争鸣的热门话题。商鞅主张变法，运用的治道思想主要是“法治”，而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便是“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是和他的人性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复强调，人之本性就是“好利恶害”，而且这种本性很容易诱发犯罪，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