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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作品渗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意识，小说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深沉的悲哀，体现了她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剖析。张爱玲以其浓厚的苍凉意，卓越的文字功底，对人物不虚浮不夸张的刻画，以及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呈现，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欣赏和青睐。
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根据当时社会中的爱情和婚姻的状况创作的。在该小说中，作者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绚丽的语言刻画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男主人公佟振保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成就，并且是出了名的“柳下惠”。可是他的内心渴望激情，他爱上了狂热的红玫瑰。但是屈于社会的压力，他又狠狠地抛弃了不被社会认同的红玫瑰，而娶了被公认为好妻子的白玫瑰。但他对自己的婚后生活并不满意，他以妻子的出轨为借口放纵自己在外嫖妓，以此来麻醉自己。最后，由于不堪社会的压力他又重新做回“好人”，他一直试图创造一个对的世界，可是他却永远都逃不出残酷的现实世界。张爱玲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描写，不是单纯从道德或者时代去写人，而是挖掘出人性最本质的东西。作者在小说中对社会现象不是单一的批评和谴责，而是跳出了始乱终弃或者喜新厌旧的框框，道出了男女在感情选择中的不同出发点。我们不能单单指责振保的无情，他有他的道理，他的选择更多的是迫于社会舆论道德标准，并不是见异思迁，这也是张爱玲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深受人们的喜爱，它不仅胜在精彩的人物对白，形象的比喻，细腻的心理刻画，更胜在小说故事本身的深刻性。
（二）田沁鑫的话剧作品的艺术特色
田沁鑫以其超凡的话剧创作力，在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田沁鑫的话剧有一种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创作的话剧有很多是对以往小说或者史料进行的改编。在这些作品中，她将社会上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演绎，将原作中的精神挣扎与现实对抗进行了舞台化的呈现。田沁鑫的话剧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意蕴和气质，在浓郁的悲剧气质背后，蕴含的是她悲悯的情怀和对人生深沉的反思。田沁鑫的话剧的创作特点如下：
1.田沁鑫的话剧注重对人性的挖掘
小说《生死场》是萧红在极其困顿的情况下创作的。而田沁鑫在创作话剧《生死场》的时候，故意为自己创设恶劣的创作环境，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更理解作者。田沁鑫说：“《生死场》触动我的，是那种非爱非恨的生活图景，以及面对‘生、老、病、死’不动情动性的麻木态度。这恰与当时某些现代社会中的景象相似。”[2] “当民族凝聚真正需要它的国民时，我们会因缺乏共识，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而集体乏力。这是旧时中国的一部小说，带给我现代的思考。”[2]由此可以看出田沁鑫对当时社会中的人性剖析的深刻性，在话剧舞台上田沁鑫通过人物语言和动作的设计将当时的社会情景展露无疑。她在话剧中设计姿态狂热的人物形象、富于个性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原著中人物的特质，进而来挖掘人性。
例如在话剧《生死场》中就体现了在落后的旧中国，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二里半就是当时麻木国民的典型代表。二里半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他由于年轻时的一时冲动，使麻婆未婚先孕。二里半因此一直遭受村民的指责，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当他接待了“亲善”的日本兵，他自认为终于抬起了头，翻身了。“成业，亲善的兵来家了，缘分哪！你小子就没这命。赵三更没这命，逮走了？活该！”[3]这些可笑可悲的语言，表现了他的愚昧无知和麻木。当麻婆被日本兵欺辱致死时，他感到更加屈辱，更加抬不起头。但是他没有想到反抗，而是朝已死去的麻婆脸上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一耳光更加体现了他的麻木无知。二里半的身上非常深刻的反应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麻木冷酷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