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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莱特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抗争者，他既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人的代表，又有着强烈的性格矛盾。在父王死之前他是快乐、开朗、自由的代名词，人性的光辉在他眼里高于一切，在作家笔下，此阶段的哈姆莱特身上无处不洋溢着人文主义气息，而在复仇计划面前他变成了一个犹豫、踌躇的复仇王子，但恰好是这种性格的对立和矛盾使哈姆莱特呈现给观众的形象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状态。作者所塑造的哈姆莱特前后两个时期具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大相径庭的差异性展示了主人公哈姆莱特性格特征中交错复杂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性格的多样性。所谓延宕、软弱、“行动的矮子”可以理解为一个稚嫩的人文主义者面对黑暗封建势力和信仰的失落所呈现的极端无助，但却不能否认哈姆莱特孤军奋战的斗争性。“从天性上说，哈姆莱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的愤怒的讥刺、他的一刹那的感情发作、他和母亲谈话时的充满热情的狂暴议论，对叔父的傲慢的蔑视和无法掩盖的憎恶——这一切都证明他精力充沛，灵魂伟大”。[3]哈姆莱特是充满觉醒意识的，是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个体，尽管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这样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强烈的自主意识还是让哈姆莱特十分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命运并选择与现实抗争、搏斗。
相比之下《窦娥冤》中的窦娥更像是一个封建伦理的践行者，出生于书生之家的窦娥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个人的行动和选择深深的打上了封建伦理的烙印。作品中,窦娥平静的接受命运对她的捉弄，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关于自我的理性思考，窦娥是缺乏反抗能力的，面对种种的不幸，窦娥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幸福和权利抗争而是把所有的不幸归于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忧？劝今人早将来世修”。相比之下，窦娥更愿意去践行封建伦理观念的条条框框，而不愿意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撕破脸。同样，也是由于受她所谓的“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贞洁观念的影响，才造成了她在丈夫死后选择了守寡奉养婆婆，并对婆婆屈从张驴儿父亲感到怨愤。作品中的窦娥以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自己的行为守则，她一直在秉从封建伦理制度的那些观念，所以当她面对迫害的时候不可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和反抗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当剧作中的窦娥面对张驴儿的陷害时，又把希望寄托于官府。窦娥是缺乏抗争性的，或者说这种抗争精神太不彻底，直到上了断头台才显示出她被逼无奈、满腹怨言而做的呐喊，作品中窦娥走到了刑场这一步，依然在质问天地的公正，由此可见，窦娥的抗争性即使在最后关头出现过,但也表现的太过于苍白，也是现实对她最后的逼迫，具有不自觉性。在这里窦娥仅仅是节孝观念的化身，是善的代表，而缺少为自己的命运所做的抗争。
在对比《哈姆莱特》和《窦娥冤》两部剧作主人公的基础上，参照其他中西悲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悲剧主人公多为神人、英雄、贵族，“要求悲剧有一个君主或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作为它的主人公，不仅是古典主义戏剧的金科玉律中世纪人们的头脑里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心照不宣准则：所有的悲剧都是写帝王将相的。”[4]除此之外他们身上大都具有西方文化特有的自由、民主、开扩创新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他们的性格似乎并没有那么的完美无瑕，基本上介于极好与及极坏之间，但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强烈的反抗精神。相比之下，中国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善良、正直、柔弱的平民百姓，而且女性居多，他们更多的追求一种平定安稳的生活，他们一般都是几近完美的，很少有瑕疵，却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自主意识，没有明显或彻底的反抗意识和抗争精神，“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的这种单调僵硬的类型化、脸谱化冲淡了丰富的个性，将相当多的人物定格与某种伦理观念的框架之内。”[5]这与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关，西方悲剧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开阔的海洋生活造就了希腊人要不断地与自然做斗争，要为了生存去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长此以往，使希腊人身上具有冒险精神和抗争意识，这种刚毅不屈、百折不挠、敢于直面死亡与不幸的坚强性格，使他们无论遭遇多么大的不幸与摧残，都敢于勇敢的站出来奋力抗争、生死搏斗，敢于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他们常常有一种无畏的独立精神和超越生命的力量。而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这样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基本上以安居乐业为主，缺少对生活的思考和居安思危的意识，再加上古典人生哲学和宗法血缘伦理规范的长期影响，促使中国古典戏剧人物深深地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面对磨难和毁灭的时候不敢与之搏斗和抗争，而是一的隐忍和承受，直到被毁灭。他们基本上都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抗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