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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和“京派”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文化类别，正是“京派”对于商业经济背景下文化的排斥，造就了“海派”这一特殊的文化派别，“京派”和“海派”成为两种相对对立的文化。
“海派”本是在民国之初文学史上北京的一些作家用以批评上海文人的文风所提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文人代表沈从文等批判海派文人的投机取巧、爱慕虚荣、风花雪月等，由此引发了文学界大范围内有关于“京派”和“海派”两大派别的争论，。笔者认为两大派别形成的背景、过程都影响着各自的发展。
首先“京派”诞生于北方，特指北京地区的文学活动，由于北京城是多个朝代的皇城根据地，在皇城底下，文人们讨论最多的莫过于政治斗争、百姓生活，文风朴实，关注民生，贴近底层人民生活，沈从文就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而“海派”主要的诞生及形成地是上海，相比于墨守成规的皇城根，上海的开埠，使得上海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通过外贸等途径吸收外来文化，外国的一些生活习惯随着大量外国人在上海生活，上海的文化中也融入了西方文化，于是，“海派”在文学的表现中，更加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
其次，对于文学上的“海派”，原是贬义之词，沈从文将其定义为“道德与文化上的‘恶风气’”，其原因是海派文学充满了世俗化、商业化、情爱化，物欲横流、崇洋媚外的风气让文人无法接受。无疑，这样的文学色彩离不开上海繁华大都市经济繁荣的影响，这与京派强调的平民性、政治性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曾对“京派”和“海派”发表过这样的论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的租借，帝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 “海派”在20世纪是一个贬义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以租借为主体，以外来文化横流的上海，这是一种被诬蔑和丑化掩盖的城市的文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城市形象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海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京派”常以严肃、传统、贵族的、高雅的自居，以20世纪初的刁钻、浮躁的小市民习俗的“海派”又成为对比。
旗袍原归属于“京派”，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却以“海派”为基础，“海派”使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旗袍是“京派”与“海派”两种互为相对派别文化鲜有的连接点。
旗袍是中国传统服饰，狭义的是指满族人日场所穿着的民族服饰，因满族人又被称为旗人，故其服饰又称为旗袍，由于满族日常于草原捕猎，因此服饰大都采用平直的线条，身线宽松，两边开叉，以便于狩猎。旗袍，是自帝舜时期服饰的“袍”形制的初步形成开始。据《中华古今注》中记载，帝舜时期开始有“袍”形制，即是一种从肩到脚从上到下下垂的服装，这一“袍”的形制正是旗袍从古至今最显着的特点。
中国旗袍发展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满人袍服（旗袍的起源）；清代旗装袍（旗袍的雏形）；民国旗袍（旗袍的转变）；海派旗袍（旗袍的转型）以及当代旗袍。
满人袍服阶段可以认为是1644年之前的服装类型。入关前的中国东北地区本民族的服饰以整体体形宽大，以袍制为主，男女款式基本相同。可以说，虽然当时满族人的服装是袍形，但从裁剪、细节样式等方面，那个时期的服装还称不上为旗袍，只能说，长久以来满族人的生活习惯、环境因素、人类的发展历程、认识程度奠定了将来旗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