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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宋诗举要》的编选宗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出现的众多诗歌选本中， 《唐宋诗举要》与其他选本有很大不同。该书编选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初是高步瀛在大学授课期间所编纂的讲稿，因此主要动机是用于授课。高先生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积极参与各种教学活动和学术研讨。他在学校讲授《古文辞类纂》这类他自己注释的作品，因为学术渊博、教学有法、为人谦和深受学生爱戴，被学生称赞道：“先生复来教授，国文系有生气矣。 ”为了更好地传授国学经典，他花费巨大精力编纂了这部《唐宋诗举要》 ，以此作为讲义来辅助教学。与该选本同时代问世的《唐宋文举要》 ，就前言中明确提出其编选宗旨： “备学者习肆”①，而《唐宋诗举要》的编选宗旨亦是如此。由于这部书最初的编选动机是出于教学之需，因而选诗以方便教学为目的。书名曰“举要” ，即举其大要，陈其主旨大略。在编选过程中十分重视大家与经典作品，共精选唐代诗人八十四家，唐诗优尔百一十九首；宋代诗人十七家，宋诗一百九十七首。书中所选诗作既能够向学生较完整地展现唐宋诗的大体风貌，开阔学生的眼界，使之广泛涉猎各种题材、各种诗体，同时编者又通过大量选取盛唐作品来突出唐宋诗的成就，这是由于在盛唐那个宽松包容的环境下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诗歌思想卓越、艺术高妙、成就斐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后生学习模仿的榜样，因此高步瀛广泛采集，以作为诗歌学习的典范。在编排顺序时，高步瀛遵循教材“先易后难”的指导思想，将“五言古诗” 、 “七言古诗”等编在前面，而将“七言律诗” 、 “五言长律”编排在后面，这体现了他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在解诗过程中，他十分关注诗歌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等，如在很多诗歌里都采用吴闿生关于诗歌结构“起承转合”的点评，这是高步瀛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如何写作。注释部分高步瀛力求详实，小到字音字形，大到背景典故，高步瀛都不厌其烦逐一作注，为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该书本身蕴含了高先生以身作则的师者风范和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这种做学问的踏实精神更是影响了一代后学。
同时，由于高步瀛是桐城派的后学，此书自然要受其影响，接续桐城派的文学传统。二十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在文学上掀起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浪潮，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为适应新的历史形势，清政府于 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这一举措建立了统一的教育行政体系，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是随着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改革，儒学独尊的局面逐步被打破的同时，国学经典也在一步步丧失主体地位，受到人们的忽视甚至是排挤打压。面对国学沦陷的潜在危机，作为桐城派古文传人的高步瀛义不容辞地担任起了挽救传统文化的重任。因此，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改革派相比， 《唐宋诗举要》在选诗、集评方面大相径庭，更突出国学的经典地位。比如，姚鼐所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学术概念，认为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高步瀛在编纂《唐宋诗举要》时也是以此为依据，他探求文章主旨，精心考据，赏析辞章，这三个方面在该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如他在评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时说： “太白此诗全摹崔颢黄鹤楼而终不及崔诗之超秒，惟结句用意似胜。 ”①从评论中可看出高步瀛对于诗歌意境的看重。作为复古派学者，高步瀛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考据的特点，且他在考据方面独树一帜，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三绝”之一，既广罗万象，又能鉴别真伪，蕴含真知灼见。他精选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在考据、注释、集评等方面花费巨大心血，如《文选李注义疏》 、 《古文辞类纂笺注》 、 《唐宋文举要》 、 《史记举要笺证》 、 《周秦文举要笺证》 、《两汉文举要笺证》 、 《魏晋文举要笺证》 、 《汉魏优尔朝诗举要笺证》 、 《明清文举要笺证》等都是如此，便于后世学者治学。高步瀛将考据看成一种便于诗歌创作、鉴赏的方法。《唐宋诗举要》的一大亮点就是考据详细，小到字音字义，大到历史背景、地理渊源、童谣传说等，作者都进行了严谨的注释；在集评部分，更是发挥考据的功用，采集前代各家评论，总结归纳诗歌的创造手法，以便于后学模范学习。如在评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时说：纪说诚是，然亦不惟学王孟也。学李不成，流为大言，学杜不成，流为拙滞，是皆不善学者之过，古人不任责也。要之入手学诗，万不可流入滑易。纪氏所戒，学者不可不留意也。②高步瀛在引用纪晓岚的评点后又加入了一段自己的评论，提醒后学要留意纪氏的劝诫，学会模仿诗歌创造，善于把握前人大家的写作要旨，不要盲从。对于学生而言，这无疑是恰当而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