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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场景出现在了《杀戮禁区》以及《四月某时》这两部电影中，在法国军队深入屠杀地区疏散本国国民的时候，多数被追杀的图西人围在军队卡车后面祈求军方用他们手里的枪支将他们打死，因为他们“不想死在弯刀下，那样实在太痛苦了！” 甚至在被拒绝之后他们还央求军方至少能枪杀他们的孩子。试问一下，是到了多么绝望的境地，才会让身为父母的他们做出那样的决定，只为让自己的孩子走的安详一点。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并没有得以实现。1994年4月11日，仅仅在基加利一所法国军队丢弃的教堂里，被弯刀活活砍死的图西人就超过了2500名。大屠杀开始的第三天，就有30000余人惨遭杀害。
苏珊•桑塔格曾说过：“历史意着冲突，历史意着悲剧性的绝境。但是当人类陷入到疯狂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时，任何一缕悲悯的情感都显得那么珍贵。这个时候，背过身去的冷漠远比挥舞屠刀的残暴更让人绝望。”○1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场“继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效率最高的大屠杀”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背景中去探究。因为卢旺达大屠杀一部分是无辜者被屠杀的事实，另一部分则是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所带来的必然结果。1994年1月11日，联合国卢旺达救助委员会和国际救援组织上交的关于大屠杀预示的报告被联合国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漠然置之，并且拒绝了电报中提出的收缴民兵武器的请求。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助长了胡图激进分子更加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卢旺达几百年的殖民历史里，根深蒂固的被殖民思想侵蚀了卢旺达人民的思想，他们被比利时政府主观臆断地划分为图西与胡图，上等与下作。单纯地凭借颅骨的尺寸以及肤色的深浅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是对于人这一个体的深刻污蔑。他们将殖民者的种族分化进行的彻底，在孩童开始便灌输他们胡图与图西之分，更甚者，胡图人利用电台与广播的传播，称图西人为“蟑螂”。
一个国家，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对于孩童的教育，是关乎国家未来的方向标。但是，因为自古以来固化在卢旺达人们心中的种族分化，胡图人以及图西人对于自己儿童的教育，一开始便是失败的。
在 《杀戮国家》这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玛利亚在学校里面练习跑步，被比自己小的胡图小孩扔石子，她不敢反抗。同样的，在《四月某时》中，胡图军官奥斯丁的儿子在睡前问了这样的问题：“爸爸，为什么他们都叫我们“蟑螂”呢？那我们究竟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呢？”奥斯丁回过神来，轻轻地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在卢旺达这个本就不发达的国家里，虽然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新的国家政权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一定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国民教育这一块儿，执行力度明显是不足的。且不说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本就不多。在1976年，邻国布隆迪就曾经枪杀了胡图知识分子不下十万，单单凭借外国联合部队以及宗教人士为当地人传播知识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在他们传播人权思想的同时，他们大部分也是为殖民者服务的。就比如说卢旺达的第二语言法语及英语，这些都是殖民者为了与之更好地沟通，以便更为便利地剥削这些第三国家的国民所施行的措施之一。
从儿童的角度上看，无论是在战火纷纭的年代还是在相对安稳的年代，他们都是最为脆弱而且心灵容易被塑造的一类人。因为从父辈传承下来的“被殖民”、“男尊女卑”等思想的侵蚀，他们大多会延续着父辈的命运，沦为一代杀人与被杀的工具。这也是被殖民地区很多年之后依旧相对落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