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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女性意识已经有了萌芽，在时代的推进中，这种朦胧的女性意识越来越清晰地通过女性的语言与行动表达出来。子君离家后的悲剧，并没有使中国女性对解放道路的探索画下终点。相反，作家对子君的悲剧做了详尽的探究，他们分析女性在探索中失败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原因。莎菲的出现是对子君这一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展，莎菲有子君抛弃封建旧道德的勇敢、无畏与坚强，也有子君所没有的独立思想的存在。莎菲作为五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她已经有了作为人所应有的感悟与价值体验，与家人、朋友的交往中，莎菲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她的行为中有时充斥着极端主义的思想，她曾幻想自己死后睡在精致的房间里的卧榻上，姊妹围绕着她为她祈祷，父亲为他叹息，最后她呼出“我迫切的需要着人间的情感，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这里的莎菲“她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脂质‘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女形象，而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宇宙中的中心，受人拥护、受人爱戴，这俨然是一个女王的形象。”[1]莎菲也是一个孤独的女性，她一生都在寻觅心中所向往的感情。莎菲自然与生命本真并非是她大胆地对性爱的追求，她真正追求的是感情共融与思想交融。在莎菲的观点里“我总愿有那么一个人了解我清清楚楚，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2]在与苇弟、凌吉士的爱情中，莎菲作为一名女性，她已经不再像子君那样被人观看，她有自己的话语，她把女性置于爱情的中心，从女性的眼观来审视、评判和选择恋爱婚姻对象。
林道静是“一心追求自由的人”，离家出走是其个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的标志。林道静的出身比较特殊，父亲是封建官僚家庭出身，母亲秀妮是贫穷佃户的女儿，林道静出生一年后生母便被养母徐凤英赶出了林家，投河而死。林道静在养母徐凤英的虐待下，逐渐形成了倔强不屈的性格。她为反抗父母逼她嫁给国民局长胡梦安的婚事，毅然选择离家出走，这是林道静在封建社会下对父权的反抗。徐凤英与林道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继母是个将父权文化内在化的女人”[1]林道静的思想里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更不认为女性是男人的附属品，她没有屈服继母的决定，而是离家出走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幸福，林道静这一举动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继承与体现。
二、追求自由婚恋
鲁迅先生以敏锐的观察力，作家细腻的内心感受，在书写《伤逝》时，以书信体的形式，站在男性的角度以男性的眼光来描写女性的方法。《伤逝》中几乎没有子君的独白，读者心中所勾勒出子君的形象，是通过涓生的描述来刻画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子君在涓生心中的生命形象。子君效仿“娜拉”，毅然决然的离家出走，大胆地与涓生在未婚情况下同居，在奉行三从四德为教条的社会里，子君是勇敢的，她是自由的个体。二人同居的前期，子君与涓生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又和谐的时期，但是幸福并没有就此延续下去。婚姻生活与恋爱时候的相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同居之前，子君与涓生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同居之后，独立个体的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面对生活的艰难与磨难时，两人要携手并进，这之间既不是“独立个体”的关系，也非“一方依附一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情感。《伤逝》以涓生手记叙述方式，无形中牵引着读者按照他的眼光去解读子君的形象，子君并非是婚前坚强，婚后怯懦。自由爱情下的子君，享受着新家庭带给她的希望与温暖，在安定、宁静的生活中，子君的思想渐渐被生活磨砺的平庸，她不再看书甚至是陪涓生说话散步的时间也没有，她把涓生当成了自己世界的全部，此时的子君仿佛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女人，她的愿望不再是追求炽热的自由，她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守着涓生渡过她的一生。子君把涓生当成一生的依托，婚后子君并没有在思想上与涓生共同成长。婚姻生活中，子君感受到了与涓生在人生理想上的分歧和涓生的冷漠，原来无畏的子君现在恐惧了，“她失掉了以往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是露出犹疑的神色来，但对我却温和的多了。”[4]她没有坚定地选择离开涓生这个不适合的男人，而是开始往事的温习，这是子君无奈也是唯一挽留涓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