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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光外形细节描写突出，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对于场面细节描写的处理，能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为最佳。如《心狱》中写郝老爷子处理完秀娟偷情一事后：
吃晚饭时气氛仍是压抑，郝老将军因着累，不想多说话，妻妾儿女们因着怕，不敢多说话，便都默默吃，郝老将军放下筷子时，没吃完的人也都放下了筷子。[4](p158)
场面小，人数多，但没有对话，仅仅“放筷子”一个举动就印证了郝老将军作为一家之主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暗示出封建大家庭森严的等级制度。
个性化语言。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5](p127)语言是一个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重要工具。所谓“闻其声，如见其人”，《红楼梦》中林黛玉入贾府之时，曹雪芹刻画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就以其招牌笑声、大嗓门定义；《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是贵族，谈吐斯文，自然不同于说话淳朴直率，夹杂大量俗语俚语的仆人桑.丘潘沙。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人也一样，心理活动、人物性格可以由个性化语言体现，个性化语言通过人物说话的腔调、词汇形成。如：大太太郝柯氏要求惩罚八姨太时说：“家法就是家法，不能就这么算了。”林语堂曾说: “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恪守家法，以家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彰显自己作为首领的威望，足以见得大太太郝柯氏是封建大家庭的拥护者，旧思想旧制度的捍卫者，所以她的语气是坚定的，用词是霸道的。但郝老爷子却说：“我说算了就算了，要你罗嗦啥。”谁是一家之主，谁说了算，短短一句话已经把所有意思都说明白了。另外，作者安排蕊芳是个“避事精”，即遇到麻烦，就迅速躲开，把自己撇干净。所以她最常说：“没咱们的事。”作者写对话，多用短句构成，短则短矣，力量不减反增，更易突显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使对话更为隐晦而多疑。
词汇的使用、语调的变化，在不同的语言风格背后，又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心狱》中几个姨太太经常互相谩骂，她们以这样来称呼对方：“母疯狗”、“贱货”、“骚货”、“小蹄子”、“破货”、“老妖婆”、“害人精”，说对方没有生育能力，就以“连个老鼠都不下”来讽刺。贬义词语用在“贬义的人”身上，暗示出女性低下的地位。同为女性，却以侮辱性字眼泄愤，互相为难，由此可见，看扁女性的不只是男性，还有女性自身。
周梅森作品中典型形象的塑造，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而且为新历史小说增添了新的“形象画廊”，其极具个性的人物塑造方式，让我们体会到一位负有历史感的作家的道德意识和不屈的笔力。周梅森坚守小说的艺术性，其通俗的笔触下勾勒的是人物细腻的情感体验，人物在历史中“生生死死”、“敢爱敢恨”，在生活的意识流中周梅森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人生世态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塑造的真切动人，是因为小说的形象刻画秉持着“艺术真实性”原则并用通俗的话语来组织建构，展现的是“寻常百姓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种以人物情节推动故事进程的小说中，过于依赖人物形象来组织小说话语很容易造成情节的“通俗性”而不是文本的“深刻性”，因而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曲折的情节所吸引而不去探寻文本背后所隐藏的“声音”，这是周梅森在形象塑造方面值得深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