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宇、苏长忠的《朱熹<诗经>接受中体现的美学思想》,文章说:
在朱熹接受《诗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中国美学的特征,如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但由于《诗》本身的特点,朱熹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只能努力将情与理、美与善统一在一起,实现他的美学理想。[4]
这样的话令人无法理喻,朱熹“只能努力将情与理、美与善统一在一起,实现他的美学理想”,乃是因为他“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这样说来,若是不出现那不可避免的矛盾,朱子即不会“努力将情与理、美与善统一在一起”了。朱子一生没有讨论过所谓的美学,可是现代人为了完成论文任务苦工分养家活口,或者更多的功名利禄便不顾事实,硬是把许多莫名其妙的新名词贴到他的身上,朱子灵魂有知必然痛苦,他已经长眠地下,无法争辩,我们活着的人若是视若无睹,岂不是冷面郎君,残酷无情。本文把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写成了《读吕氏诗托·桑中篇》[5](P3371-3372)。小小差误,不值一提,但既然论及还是以诚待人。
对比一下真正扎扎实实下了苦功的论文,我们会发现论文题目中的大学问。
比如刘晓南的《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棫<毛诗补音>的改订》。这些题目是很具体实在的,没有花哨的用语,明白易懂。文章说:
可以看出三条改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6]
这样专门的学问,其论文语言也是明白平易的,一目了然。
再如,刘真伦的《朱熹韩集校理文献来源考实(一)》,文章提要说:
前人常常推崇《韩文考异》旁稽博证,而事实上《考异》文字校理的文献来源大多是第二手资料,其中公开引用它本的资料多百余种;不公开地间接转录它本资料计14种;实际采用的第一手资料,底本之外,计25种,127条,此外,以“或本”形式采录原始文献8种。除去重复,《考异》实际征引原始文献仅31种。[7]
这样的文风何其明白正大,具体实在!这样的论文倘若有不足之处,或者观点或者具体细节有不同意见,均可提出商榷,进行所谓学术争鸣。若是浮夸不实、大言欺人的造作论文,根本就是学术生态的恶性肿瘤,你怎么跟他争鸣!
二、从重复的话题论文看中国学术生态细节
伏涤修的《未觉诗情与道妨,尽除理障出理趣——朱熹<观书有感二首>赏析》[8],文章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意象鲜活,化笔神工绘就自然美景并深契自然之理。(二)言近旨远,物秉理成,诗作既含自然规律于诗内,更寓读书进学之理和儒家义理于诗外。(三)真发溢,理趣浑然,不下理语不入理障而诗理自显。
文章引用朱熹原文很少,总体水平在这类文章中是好的。可知,重复的话题不是不可说,也不是非要有什么创见,不需要引证时也不必堆积资料,但必须理解原作进行实事求是的传播,普及圣贤文化思想,功不可没。
同样的论题,发表在同样杂志的同一期,如黎列南、黎皓的《多重美感 多种境界——读朱熹<观书有感>》,则似乎缺乏扎实功夫,而多了花哨的表达。且引用原著错误离奇,详见下文。这说明了今日论文固然不可以创新、独创之类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衡量,但最基本的要求却不能不顾:实实在在,态度认真,原汁原地传播优秀文化遗产,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提高国民道德文化素质。若是胡编乱造、生硬造作,必然浪费资源,污染社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