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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从“革命豪杰”到“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的首创与发展9
5.2从才子佳人到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叙述模式的现代化历程10
5.3从晦涩文言到通俗白话：早期白话语言的“成功”探索11
5.4从“巴黎”到“西伯利亚”：小说异域情境的特别呈现13
6．从“小说创作”到“投身革命”：清末革命小说的本土化和困境14
6.1传者：身兼使命的文艺家14
6.2内容：“革命”思想的中国化15
6.3媒介：“旧瓶”对“新酒”的规制15
6.4受众：民众接受的缓慢接受16
结语 18
参考文献 20
致谢 21
1.陈独秀小说的研究价值
陈独秀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不仅是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也是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1927年的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指犯了“右倾”错误，从此有关陈独秀的各项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禁区，这就导致了即使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先声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以来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学术界对陈独秀生平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包括对其小说的研究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陈独秀一生只创作了两部小说，一是《惨世界》，一是《黑天国》，前者改译未竟，后者仅成四回，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遗憾的一笔。学术界虽已从文学角度对他的小说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对陈独秀小说创作进行个案研究，在分析陈独秀两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思想内容的基础上，阐述陈独秀小说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揭示清末革命小说的“本土化”和困境。
关于陈独秀小说的研究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转型过程中，陈独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内容到形式，陈独秀小说中包含了许多创新点。研究陈独秀小说，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得出正确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陈独秀的思想，认识清末革命小说的本土化和困境。另外，深入系统地研究探讨陈独秀小说，也是为了弥补过去相关研究的缺陷和不足，是完善中国小说史的文化建设需要。这就是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所在。
2.文献综述
2.1关于陈独秀小说创作的研究
在《惨世界》的翻译过程中，陈独秀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钟扬在论文《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中，根据章士钊《双秤记》中的记载，“独秀就旁案翻译嚣俄小说”[1]，认为“所谓‘苏子谷译’可能只是个名义，而实际上是陈独秀在越俎代庖”。柳亚子认为《惨世界》中的许多思想大都出自于陈独秀，“我相信曼殊的根本见解, 还是受着仲甫的影响，所以他俩的思想，是决不会背道而驰的”[2]。可见《惨世界》一书是我们研究陈独秀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文献。不同于且译且作的《惨世界》，《黑天国》是陈独秀完全独立创作的小说。虽只有区区四回，但在陈独秀小说研究的过程中，有着无法代替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陈独秀小说的可靠文本。
明男德和荣豪分别是《惨世界》和《黑天国》的主人公，两者皆是革命者的形象。陈独秀常借他们的行为和言论来表达自己的革命思想，宣传革命精神。对于明男德，刘云在其博士论文《<惨世界>：启蒙文本的根本性阙失》中指出“在‘明男德’这个与《悲惨世界》完全无关的人物身上，投射了两位译作者真正的希冀和期许。”，“男德的形象或许是中国近代小说中所出现的最典型的革命者形象之一。男德身上融合了传统侠客与现代革命者的双重规范。”[3]钟扬先生也指出，“男德的形象实际上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精神写照。”对于陈独秀在《黑天国》中所塑造的革命义士荣豪。钟扬先生同样写道，“荣豪虽是一介书生，也有如男德一般的侠胆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