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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惨世界》还是《黑天国》，陈独秀都是将它们当作革命的宣传品，来表达自己的革命思想。钟扬先生指出“他改译、创作《惨世界》与《黑天国》， 一遵梁启超‘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的创作路径，并显示了他独特的思想风貌，即‘新小说之意境’。”杨天石先生在其论文《苏、陈译本<惨世界>与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里归纳了陈独秀通过明男德阐述的一些思想，认为《惨世界》“是以翻译小说为掩护的革命宜传品，表达的是中国革命人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对于《黑天国》，钟扬先生则指出：“《黑天国》也是拒俄运动的产物。它借俄国的故事,表现作者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倾向。”
2.2关于小说界革命背景下“新小说”和革命小说的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 “新小说”的研究经历了由偏到全、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中的相关章节。阿英《晚清小说史》(1937年)是第一部以“新小说”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主要论及“新小说”的思想意义，强调“新小说”的社会史料价值。由于诸多原因，自阿英之后，关于“新小说”的研究曾一度沉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现象才得到改善，学者开始关注“新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9年)第一次从叙事学角度系统研究“新小说"的艺术特征，为“新小说”研究开启了新局面。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自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小说被推举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创作迎来了“最繁荣的时代”[4]。涌现出了大批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具有了“新”的品质的“新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开始转变中国小说的传统形态，师法西方与日本小说的叙事结构、描写技巧等。因此晚清与民初的‘新小说’也就成为中国小说转型的关键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到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过渡与桥梁。”[5]晚清“新小说”的出现和繁荣，与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介发生变革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先后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带来了市民文化市场的新需求。但是晚清的“新小说”又有它的特殊性，“它不是中国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的自然结果，不是小说自身发展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晚清政治运动“催生”的结果。”[6]
作为晚清“新小说”中的一种类型，革命小说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创作者在“新小说”浪潮中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因此专门研究关于革命小说的著作和文献都非常少，只是偶尔零星地散见于众多关于晚清“新小说”的研究中。关于革命小说，因为清末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也非常看重小说的舆论宣传功能，因此出现了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英雄救国小说，很多学者最早把这些小说称为是 “革命派小说”。 阿英《晚清小说史》虽没有明确指出革命派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 但在《种族革命运动》一章中首举了《自由结婚》和《洗耻记》，被认为是最早的两部革命派小说。颜延亮的《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历史地位》对革命派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贡献和地位做了客观的分析。黄霖的《清末革命派小说家琐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最早出现的革命派小说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梳理。由于晚清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革命小说的发展一直起伏不定，诸多革命小说大都少有终篇，情节完整性阙如，因此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小说科学性、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在业界仍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