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为解决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把滞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成批转移到农村去，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既减轻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压力和负担，也等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假如他们还能给国家创造一些财富，那就更理想了。这样的安置方法，对近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个体来说，可能是不近情理的，但对国家来讲，是唯一可行的方案。[3]（p3）

因此，林胡等一大批知识青年一方面受到了毛主席的鼓舞，一方面迫于在城市无法解决生计问题的压力，一方面为了实现浪漫主义的草原梦的理想，纷纷以各种方式投身于草原，然而，理想是用美丽交织的，现实是用残酷谱写的。

林胡等人怀着“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来到草原，为了有所作为和贡献，在大年夜抄了牧主分子“贡哥勒”的家，把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的那套“革命”在大草原再现了出来，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牧主的家里一贫如洗，贡哥勒对前来抄家的他们没有半点怨念或愤恨，主妇的美丽的眼睛一直深情地柔软地注视着他们，目光中没有一点点愤怒，只是充满了忧伤，无尽的忧伤，忧伤的让人害怕看她。

让“革命者”更加意外的是，牧区的群众对他们的行动很不支持。一个曾在1947年参加革命的贫农老姬头挺身而出，你们大错特错了，打这么个糟老头也下得去手！虽然军代表支持林胡们，老姬头因为持棍打人，被关押起来听候处理，贡哥勒的态度恶劣，交由群众批斗。可是牧主老实巴交，贫下中农却给了他一镐把，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情却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和赞扬，让林胡们很不可思议，百思不得其解。

林胡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梦想着在广阔的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他们只是文革的牺牲品，农村并不是美丽而光明的，而是考验、磨练他们的地狱。在英雄还未来得及造就时势之前，时势已经把英雄推入了早已设定好的困境中，无力反驳，只能去适应，去生存，去斗争。现实是他们不能改变的必然因素，所以说，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生必然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