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繁花》的沪语语言

《繁花》最有辨识度的当属它的语言，它由满纸沪语写成，是一部典型的方言小说。方言小说，顾名思义是指将地方性语言运用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运用方言去感知、表现人物的小说类型。这一文本形式是有史可循的，它的起源要追溯到清末的《海上花列传》，其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

方言小说有着种种优势，方言一词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属于不同地方的语言。首先，它的区域性限制和历史积累的文化基因，使得它与对应地方的文化和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有着相当高的契合度。将它运用在文本中，文本即具有了地方的灵性和韵味，更深刻真实的还原了生活，避免了普通话带来的意蕴流失。其次，方言带给人一种无法抵抗的亲和感，这一操作下的叙述拉近了故事和读者间的距离。

它的缺点也不难发现。首先，方言中的许多口语表达无法用现代汉字呈现，但写作不同于说话，落实到纸上必须使用现代汉字，在强行翻译的过程中，文本不可避免的缺失了一些特有的风情。其次，由于语言上的区域性限制，方言小说文本往往晦涩难懂，除了小部分受众，大部分读者难以感受其精髓。瑕瑜互见，使得作者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史上第一部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也在张爱玲笔下进行了汉化翻译。

金宇澄在突破方言小说自身限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繁花》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沪语语言被冠以“上海话小说”的头衔，但其中的文字并不等同于上海话。第一次尝试在写作时通篇运用母语思维，金宇澄在经历了多次推敲之后，很多上海话语句由于无法转化为现代汉语而被舍弃。整本书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改良到了所谓‘官话’的程度，为了能使语言更贴近上海市民生活，也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在创作过程中，金宇澄把每一句话都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各自读一遍，全书经历反复修改二十多遍，因此，书里的上海话是具有改良意义的。金宇澄的初衷并非要传播上海话，而是要在语言中融进上海的韵味，《繁花》的句式和说话时的状态都极具上海特点。他的创新改革保住了文学作品的共通性，虽不是地道上海话的字典，却代表了一个新的上海。用母语写作的过程非常难的一点在于既要保留韵味又要把它变成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文字，以及在文字的选择上，比如上海方言中“邪气”读“xia”，第二声，在三十年代的小说中，这两个字大量出现，而且约定俗成了这种写法，然而作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字尤其方言并不是固定的，它有着自己的发展变化和所处环境，代表着一种亲近的状态，因此在文中经过考量再三，把它写作“霞气”，描述一个姑娘“霞气好看”，不仅使得文字也具有了一种美感，且与情景更为贴合。文献综述

初读《繁花》的时候会发现，上海话中的“侬”、“阿拉”几乎没有，人物都是直呼其名，用“是吧”取代“是伐”，而且不使用问号，与此同时，使用了大量的对话体短句，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让读者在阅读初期颇感不适。然而这种普通话写作中全然不会用到的短句子，在融入之后再看去是十分具有美感的。在金宇澄的笔下，故事不像王安忆张爱玲那般自顾自，他甘做一个“说书人”，让读者自己来读上海。作品通篇大量使用“不响”一词，有读者表示不解，实则，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上海味道和深意的描述句。在上海方言中，“不响”的标准发音是“弗响”，而作者联系到普通话中有“闷声不响”这一成语，因此选择了“不响”这一写法，方便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在上海市民的生活中，每天要说到很多次“不响”，比如，“我去找领导，领导不响，他不响，我有什么办法”,这一句不响言简意赅，夹杂了许多的感情色彩在其中，有很多的心理描写可以用不响两个字来代替，每一位人物几乎都有不响的时候。“不响”二字，不仅指语言上的不发出声响，还隐晦地写出了身处事件中的人物的状态。 《繁花》中的一众主人公人生得意的状态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都身处一个又一个尴尬和失意的境地。“不响”在这时不再是一种随意的状态，而变成了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和武器，用不响去化解和逃避尴尬，维持着体面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