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诗序》论抒情言志

诗歌创作本是简单，是诗人的意志、思想、见解、人生感叹的集合，语言却准确而又直白的表达来抒发这种意志、怀抱，诗歌由此而来。《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5]、《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思绪随着音乐而动，从诗乐相辅相成的角度看,填充了“抒情”说作为“诗言志”说的肯定理论的空缺,音乐理论证明言志诗的抒情特征。墨客文人在采用托物言志手法作诗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内在的情感活动,从心开始，感情是支配理志，是语句措辞基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而“言志”诗必定具有抒情色彩。可见,《诗大序》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察觉到志与情之间的联系，“志”与“情”都是人对事物的内心感触而发的最真实直接的见证者,二者密不可分。诗歌“言志”是通过“抒情”方式实现创作的,“抒情”好比是“言志”的铺路石，“言志”与“抒情”统一是诗歌的本质特性。

《礼记·乐记》:“诗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5]这里描述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艺术形态,诗歌创作与流传的史诗中，内心感情活动至始至终都参与其中，没有缺席,而“情”与“志”正是诗歌艺术的焦点。诗、乐、舞三者从先秦时代到西汉王朝向来密不可分的。朱熹在评价《诗经》时，认为《诗经》的情感抒发是淫诗，虽然朱熹承认《诗经》的教化作用，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在《诗经》描述男女爱情时，认为“淫者自作”，讲“抒情性”否定。但《毛诗序》有记载感情表现在语言，如果言语都无法满足情感抒发的话，音乐可以替代，当音乐都不足以表达时，舞蹈是肢体表示的直接方式，情感由声音去诉说，声音最终形成美妙的音乐，《毛诗序》云：“《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这是一首专门描述宾客与主人之间真挚友情的宴饮诗。末句添了两个虚词，延长了诗句，兴中有比，赋比结合，重章叠唱，抒发感情、身处意境、低呤缓唱，余音不绝。

《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美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14]

《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14]

这三首是同一组宴饮诗，先歌《鱼丽》，赞菜肴之可口丰盛；次歌《南有嘉鱼》，叙宾主浅浅地却又温馨之情；最后歌《南山有台》，基本都是歌颂祝福、高歌太平，子孙绵延，家族兴旺，国家昌盛。教以诗乐，颂之歌之，弦之舞之。在古代，先生教授诗歌音乐，学生们朗诵、歌唱、弹琴、跳舞，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对诗歌的喜悦之情。风雅颂是诗的表现形式、基本体裁，赋比兴是诗的应用手法。《毛诗序》认为诗有六义，分别是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在《诗经》中运用广泛。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诗大序》主旨是宣传儒家政教思想，从礼制开始规范百姓行为,“情”与“志”异同兼有，情是感性，志是理性。虽说都是以情为感情基础，但“情”为人的普通情感，如好、恶、喜、怒、哀、乐,“抒情”是抒发人的特殊情感，比如孤寂、惆怅、无奈、忧伤，不在是简单的喜怒哀乐;“志”理性,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在某个程度上具有必然的规范性和克制性，“言志”是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即为社会共识[9]。因此,《诗大序》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3],强调诗歌抒情的规范原则；“吟咏情性”，本是百姓对当政治、对现实生活不满时发泄内心的苦闷与抑郁，当政者倾听百姓心声。直抒胸臆是情感表达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所以“诗言志”强调抒情特性，依托抒情，两者是共同合作。“言志”需要“抒情”激荡文字，“抒情”需要“言志”表达倾诉。两者共存，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但情感宣泄不能打破封建伦理制度道德规范准则的边界。实质上将情隶属志的范畴，在志的范围进行情的抒发，从一定程度上控制情感流露，让“志”更规范,“抒情”与“言志”同一，现在看来简单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