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点像中国民间的“评书艺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评书又称说书，一个人表演说话，通过讲故事情节、模仿人物、议论事实等手段，戏说历史和当下现象。像“且听下回分解”这种，在最后设下悬念，在高潮迭起处，扣人心弦。评书的创始人是柳敬亭，产生之初，属于说唱艺术。民国时期，说书受到欢迎，说书人说《三国》广受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收音机和广播的推广，留给说书艺术很大空间。

民间评书之所以受大众喜欢，是因为它满足大众传统心理——好热闹、爱怀古、喜故事。作为小说大家的大仲马的作品，不再是奇闻异事的堆砌，不再是民间故事的更新再造，其独具匠心的情节构造与读者传统心理达成契合。因为大仲马小说进入中国，通过译者“意译”，已经“曲解”，形成符合中国读者接受的模式。与古典的中国小说相比，它受到普通大众喜爱，《小说从话》中说，中国小说像西式的花园，可以看到全景；相反外国小说就像中国明园，只有全部游历个遍，才能感受其中的趣味。中国小说主旨鲜明，外国小说情节曲折，“闷葫芦”贯穿始终，障碍重重。所谓的“闷葫芦”，就是指大仲马小说中的“悬念”的技巧，这有助于提高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小说中场景变幻很多，有宁静和谐的港城，有恐怖阴森古代死牢，有凶险未卜匪窟，有人迹罕至的岛屿，有热闹非凡的巴黎，有战事连连的希腊，等等。这些场景发生的事不可能同时发生，但大仲马却把他们交织在一起，小说突破了固定的时空限制，更多展现情节的多样，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塞米利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说：“小说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规模之上，它涉及的范围要比戏剧宽广。在小说中，我们可能让几条行动线索同时进展，很多事例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1]”虽然情节复杂，却繁而不乱，三条复仇主线交叉重叠，却脉络清楚。邓格拉司、费尔南、维尔福三个人为了各自的欲望，联手将唐泰斯推向牢狱，从而有了唐泰斯向三个人的复仇；他让爱钱如命的邓格拉司在一次次投资中血本无归，直到最后破产落魄；他揭露以高贵身世为傲的马瑟夫伯爵在希腊战场上的叛敌行径，使其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大法官维尔福杀子的行为告上了法庭。正是欲望和贪婪促使邓格拉司、费尔南、维尔福之类专注于自己所没有的，总是觊觎更多的东西，因而总是心怀不满和厌恨。唐泰斯在遭受命运劫难之前对生活抱有乐观知足的态度，时刻感到身处幸福与快乐中。而当他被复仇的欲望所控制后，却只有在完成复仇任务后才能感到满足。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基督山伯爵》中主人公的复仇是通过个人战斗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他以“上帝”的名义惩罚仇人，以获得心灵的救赎。这与法国浪漫zhuyi小说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浪漫zhuyi的产生是对这种新的制度及现实的不满，表达了对之前启蒙运动和法国大要达到的美好理想的失望。表现了一种幻灭的惶惑、焦躁的期待。从最初作为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维护者，到最终以主观情感做为浪漫zhuyi文学的首要任务。后者注重于表现主观的思想，抒发个人的感情。他们注重理想，反对现实。他们主张，社会环境的描写，人物形象的刻画，乃至于作品结构，情节安排往往服从于作家的主观思想，而不太注重生活的逻辑和细节的真实。反对把古典zhuyi“理性”作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把描写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个人的内心感受，视为文学创作首要任务。斯达尔夫人作为浪漫zhuyi代表作家，她强调要表达出心灵深处感情。所以浪漫zhuyi文学中，不仅抒情诗，就是叙事和戏剧文学也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这部著作中，也体现出了浪漫zhuyi的这个特点，文中也穿插了主人公唐泰斯的许多心理活动的描写，但大仲马在这方面运用得还不够纯熟。在《基督山伯爵》中采用对话的艺术手法，但对环境和人物的勾画造成了影响，相较于同期的作家，其笔下并未塑造出杰出的典型人物。然而大仲马能够受新思想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对流行小说进行了革新。浪漫zhuyi作家主张创作的自由，反对文学创作的任何外在的干涉和限制，以及陈旧的观念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而主张诗人自由的驰骋想象，凭天才和灵感，抒发情感。浪漫zhuyi大家雨果就曾说浪漫zhuyi的运用就给了文学以自由。浪漫zhuyi尊崇创新，反对摹仿，重视奇特，轻视平凡，他们打破了古典zhuyi清规戒律，使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