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作为唐太宗身边的谏官，从事于当时的秘书工作，他不仅是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功臣，也是太宗李世民一生的良师益友。在李世民身边，魏征不断以自身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才能，潜移默化地给予太宗积极的影响和正确的引导。众所周知，魏征起初是太子洗马，并非效力于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出于欣赏魏征的胆识和才能，于是对他网开一面，将其任为自己的谏官，在执政期间李世民经常将魏征引入内廷，不耻下问，虚心向其请教政事得失。魏征也敬佩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在平时的工作中竭诚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对于李世民的疑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其排忧解难。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明君、昏君的区别在何处，魏征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并以秦二世长期把自己深藏宫中，闭门不见大臣，只是偏信赵高一己之言，久而久之便脱离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隋炀帝盲目相信虞世基，致使全国多个郡县失守，隋帝国行将崩溃，而自己却不得而知这两个例子现身说法，魏征用心良苦地用这种方式劝谏太宗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太宗将这番话记在心间，并在日后的执政过程中时时以“兼听”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任人唯贤，成就一代从谏如流的明君。

魏征就任尚书左丞期间，曾有小人出于私心向唐太宗参奏他私自提拔自己的亲信，唐太宗得知后便立即派人着手调查，结果证实此事纯属小人诬陷。但唐太宗因为担心魏征，特意派人转告他日后尽量远避嫌疑，以免再惹出类似的事端。魏征一身凛然正气，当即表示：“君臣之间理应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为了远避嫌疑而放弃秉公办事，那么国家命运就变得风雨飘摇了。”[2]并请求太宗要接受自己不作忠臣而作良臣。当被问及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时，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3]字字句句皆发自肺腑，对于太宗来说也入耳入心。唐太宗与魏征这种交流与相处方式，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领导与秘书工作的范畴，而更多的是两人站在友人的立场，在工作之余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对唐太宗来说，魏征就是可以为自己指点迷津的恩师，也是可以吐露心声的挚友。太宗在位期间，时时把魏征看作可以知得失的镜子，在各方面悉心向其请教学习，最终成为流芳百世、功勋卓著的一代贤君。

二、齐桓公与管仲、武则天与上官婉儿：互相尊重、惺惺相惜

    互相信任，是领导与秘书通力合作、实现工作目标的重要前提，而在工作过程中领导与秘书每个人都是值得别人尊重和学习的个体，相互尊重也是建立和增进信任的基本保障。因此，在古代君臣的合作中，有很多体现这种上下同心、君臣交泰的契合感。文献综述

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对其尊重备至、信任有加，不仅对内放手让管仲全权主持国内的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在全国范围内划分政区域、并实施土地分等征税、经济上大力发展盐铁业、统一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等等；对外还采纳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外交主张，主动联合邻国，合力抵抗外族侵略。这一外交战略也大获成功，为齐国扫除内忧外患，使齐国国力大振、威名远扬。正是基于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才有机会让他满腹的才华和抱负得以施展，帮助齐国日渐强大，同时管仲取得的这些成就又让齐桓公对他愈加信任与尊重，使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能够形成一个信任与尊重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声声“仲父”足以证明管仲在齐桓公心中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