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一切变化，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那就是他的妻子白石由实子，从一开始就陪在他身边的女人。她从开始都知道刚志的事，在直贵开始逃避刚志的事时，她说：“管他世上什么呢！对想说什么的人就让他们说好了。”[1](p174)直贵开始厌烦来信时，她把她的地址告知刚志，并借弟弟直贵的名义给哥哥刚志写回信，直贵看到信后无法相信，他开始试着改变，试着不去在意。正是由实子的信，使直贵由逃避到面对现实，其实她起初对直贵的感情是在挚友和恋人之间徘徊，更倾向于默默的支持者。她的代笔信，拯救了这对双双陷入“深渊”的难兄难弟，给了哥哥期望，给了弟弟反思，她的这一方式，在直贵快要荒芜的内心中像是雨后甘霖一样，浇灌那颗还未沦陷的心。人性的脆弱经不起动摇和冲击，更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引领。哥哥入狱后，直贵的内心逐渐黑暗化，而由实子的坚持就是黑暗中那闪着点点灯光的明灯，她知道亲情的可贵，也知道人性容易迷失，她愿做那个桥梁，让直贵认识到人性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她也是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人物，对全书情节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国伟先生评价《信》这本书：“善于透过谜团再现人性的东野圭吾，这次所勘探的，不再是人性善恶的极限，不是那犯罪的真相与谜底，而是这样的宿命摆弄下，人性还剩多少，善意还能在心底摇曳着多少微光。”[1]在东野圭吾多部作品中，人性善恶的转变和极限已经被刻画的淋漓尽致，而在同样的宿命巨轮中，原本就存在的人性在一次次的挫折中究竟还能剩下多少，人性原本的善意还能支撑多久，正是《信》这本书所想表达的。直贵在一次次打击后，原本对哥哥的爱也渐渐流失，东野圭吾把这个过程描写的非常细致，直贵一点点的改变也显示出他内心人性善意的流失，而仅存的那点善意，来源于由实子。由实子是处于传统妇女和女性觉醒过渡之间，她既有传统女性的善良，又有新时代女性的觉悟。她对直贵的不离不弃，对婚后家庭的小心呵护，使得她与传统女性一样渴望依赖丈夫并以家庭为重；同样她对于社会现实对人性的摧残很敏感，但她并没有放弃去改变，面对命运的摆弄，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人性流失的悲哀，从她身上看到了男性对于社会现实考验的无奈与妥协，她用行动和意志挽救了自己的幸福和婚姻。文献综述

二、被救赎者

日本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浓厚的国家，女性在其中的地位基本是被固定和约束的，往往把自己的幸福都寄托在男人身上，但极其容易被忽略和歧视，而要摆脱这种偏见禁锢和偏见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她们依旧努力地在挣扎，企图在心中得到平等的地位而不惜一切代价，虽然她们因此从圣洁变成魔鬼，但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代价已不是她们重生的阻碍。

《圣女的救济》中的真柴绫音在和丈夫真柴义孝结婚时，丈夫有言在先：“结婚之后，要是一年内你还不能怀上孩子的话，我们就分手吧。”[2](p241)从此，孩子便成了夫妻二人结婚后生活的唯一纽带。她也很想向传统的女子一样，相夫教子，但上天的不眷顾和丈夫的漠视使得她逐渐心灰意冷，丈夫对于孩子的热忱从好友润子到绫音再到弟子宏美，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直到在家庭派对后，丈夫对她提出了分手，她那点仅存的自我安慰已烟消云散，前方已看不到半点光明，所以她要报复，而报复的准备时间，是一年。深谙丈夫的生活习惯，生活中的勤劳任怨，事后的处变不惊，让人很难将杀人事故与绫音的形象联系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年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后，很顺利地按照计划将丈夫毒杀并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谋杀案的答案竟是“虚数解—从理论上而言可行，但从现实上而言却是绝不可能的。”[2](p227)一种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被绫音所谋划采用，被有神探伽利略之称的汤川教授称之为“唯有女性特有的不和逻辑思考下设定的骇人诡计”[2]。其实在绫音之前，因未有孩子而与义孝分手，最后服毒自杀的润子，已经预见了绫音的结果，所以她给绫音寄去了自己服毒的砒霜——“迟早有一天，你也会遭遇和我一样的命运”，[2](p242)但她没有预见的是，绫音并没有留给自己，而是给了丈夫义孝，命运并没有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