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移民小说的研究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多重文化身份的交错下，严歌苓站在一个超越了民族、国籍的高度上，以一个中立的作家身份创作了多部移民小说，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有《约会》、《花儿与少年》等，这种超越单一文化视野的境界使得她眼中的移民形象更加复杂立体，这类人都在东西方文化双重挤压的背景下变成了可嗟可叹的边缘人。因此，研究移民小说的学者们，大多将焦点放置在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边缘人物分析上。学者庄伟杰就认为“其作品注重以多元文化的视点去深入探测和刻画普世的人性，以多种手法反映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华人的生活境遇和内心镜像，大大超越了早期留学生新移民文学中怀乡母题的情感宣泄、底层生活挣扎奋斗的经验，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慨叹之类的狭窄视角”。[4]这是严歌苓为移民小说带来的一大改观。

（四）现有研究成果的缺失

经过梳理与研究，笔者发现关于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作品中的女性身上，对于男性形象的研究停留在基本的单个人物分析上。偶有对比分析，也是为了突出女性的多种魅力。事实上，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男性形象作更深刻的分析归纳，才能更透彻的剖析出作家的性别观念以及其创作心态。在此背后，更是作家人生价值追求、艺术追求的原始驱动力。因此，笔者将严歌苓作品中的男性进行分类总结，探析他们身上共有的部分特质，以期为分析更深层次的作家性别观念以及创作心态做准备。

二 主要男性形象及其特质

（一）坍塌的父辈形象

在严歌苓的笔下，有着很多的父辈形象，他们的身份多种多样，既有高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底层的市井无赖。这些形象与我国传统的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大不相同，他们都存在着一定的性格及心理缺陷，并不符合我们传统认知中的高大、果敢，“他们难以维系往昔被女人惯坏了的骄傲，表现出了怯懦、卑琐、无所适从的一面”。[5]他们都曾是一个时代的支柱，但在面临残酷的社会淘汰时，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弱者身份。《霜降》中的程司令是一位不甘被遗忘的“末路英雄”，他依靠着每年特定的纪念活动来唤醒人们对于他英雄形象的记忆，题字、报告会、种樱桃……只要有可能让人们想起他曾经的光辉岁月，他都义不容辞的去做，以此来维系貌合神离的一家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归于平淡沉寂，于是企图来控制女佣霜降，用年轻旺盛的气息延缓自己的衰老，最终亦是竹篮打水。

严歌苓还创作了很多的移民小说，在此类小说中，有着一大部分的“继父”形象。这些“父亲”都是少时移民美国且已经同化的美籍华人， 虽然外貌并未发生变化，但内在血液已经被西方文化所浸染了，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香蕉人”。“这类人有基本相同的性格特征：精明、专制、虚伪、自私、对东方文化的代表妻子和继子居高临下，拥有强势的西方话语霸权”。[6]在《约会》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位工于心计的继父形象。这位丈夫经营着大工厂，生意顺风顺水。在变幻莫测的生意场上，他能如此得意，可想而知他的头脑绝对是优于常人的，而精明的头脑带动的则是敏感的神经。在五娟去接儿子晓峰时，他就发现了这对母子之间不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挑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于是他想法设法的阻止五娟与晓峰的见面，将继子送往寄宿制学校，妄想监视五娟一切的私人生活。然而这些举动并未改变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感情。在《花儿与少年》中，青春靓丽的晚江嫁给步入迟暮的瀚夫瑞之后，就被瀚夫瑞寸步不离的跟随着。就连晨跑，年老的瀚夫瑞也要气喘吁吁的跟在晚江的身后，来往的信件更是可以随意拆开查阅，以此杜绝晚江出轨的一切可能因素。在这类继父眼中，年轻太太所带来的是青春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是年老的他们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于是只能全力控制妻子的私人生活空间，霸道且愚蠢的享受她们所带来的年轻气息。与此同时，表面上这类继父对待自己的“继子”是很“客气”的。在《红罗裙》中，住进这幢房子两个月的健将不再管七十二岁的周先生叫爸，周先生也不用再对他回以两个不走心的微笑。由此可见，继父与继子之间的感情大多是“吃力”的。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继父们认为来自东方的继子们是落后低俗的，他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粗鲁笨拙的，他们希望自己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够像自己一样接受西方文明，富有教养，优雅而文明。仁仁就是这种期望的产物，被她的继父瀚夫瑞培养成了典型的西方淑女，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还会背诵莎士比亚著作中的经典段落，瀚夫瑞认为只有这样的仁仁才能勉强算是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