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6]

这是宋熙宁四年，宋神宗要买四千余盏浙灯，而且下令都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买浙灯，这就导致市场上的浙灯几乎全数被朝廷收刮。浙灯禁止私卖后，苏轼上书劝诫神宗，希望神宗明白老百姓生活的不易，在游园放灯、宴赐宾客之类的活动上能秉持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同时，讲究劝诫的方法，伴君如伴虎，委婉地表示陛下是子民的父母，身居高位的皇帝显然很是受用。语言上清晰明确，结构上层层深入，一步一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条理深入，讲究技巧，易于让受谏者接受。

（二）人际交往的能力

秘书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仅是做好秘书工作的基础，还是判断一个秘书工作好坏的基本条件。所以，研究秘书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必须提一下苏轼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论是与相知的朋友交往，还是政治上的敌人，甚至迫害过自己的人，他都能相处的非常好。文献综述

苏轼与司马光在任考官的应举时开始彼此认识，而后一次次诗文交往，一回回政治考验，共处逆境互相勉慰，直至敬挽驾鹤仙逝。例如《司马温公行状》：

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余，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7]

全文充满敬意，充分表达自己在与司马光交往学习的二十年中，二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老师无尽的敬佩之情。

与政治上敌人交往最具典型性的表现在他与王安石的交往上。因对新政变法持否定态度，苏轼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因而遭遇外贬。但苏轼没有因此否定王安石整个人，反而在王安石下野后，专程前往金陵探望王安石。并作诗《次荆公韵》和韵王安石以表达对这位旧日政见不一的文人内心迟到的理解之意，体现了苏东坡在人际交往方面宽厚大度的胸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8]P60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人不仅冰释前嫌，甚至还有点相见恨晚之感。

更为可贵的是苏轼对待曾经迫害过自己、当下落泊的人，毫无幸灾乐祸、趁机报复之心，有的是宽宏大量的胸怀。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是极其残忍的，无法释怀很正常，但苏轼却不计前嫌，反而宽厚待人，丝毫没有落井下石之心，一笑泯恩仇。例如苏轼给章援回信道：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9]

将章惇对其惨无人道的迫害仅仅形容成交往过程中的小小变异，并认为两人本身的交情没有什么变化，知道章惇年事已高还得颠沛流离，还希望他能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争取早日得到朝廷的宽大处理！知名学者林语堂曾根据这一封信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表明苏轼是一个具有人道zhuyi精神甚至带有宗教的宽恕色彩的人。难怪他一生快乐无比，原谅他人，快乐了自己。这就是他交往处事之道。正如他形容自己：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10]P4

（三）观察分析的能力

秘书在工作中要有观察分析的能力，善于查漏补缺，及时提醒领导工作中的漏洞，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参考。苏轼的观察分析能力不仅体现在识人上，并且体现在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发现上。他很早就看出章惇“能杀人”的秉性。例：有一次，两人同游芦关，到了仙游潭，潭边就是悬崖绝壁，两边也异常狭窄，环境十分危险。这时章惇想要求苏东坡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不敢，章惇却是踩着险石就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东坡章惇来此游。”由此，苏轼对着章惇有了新的认识，他对章惇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反问：“为什么？”苏轼说：“能够将自己性命置于不顾的人，是能杀人的。”后来章惇对苏轼极尽残忍的所作所为，也印证了苏东坡的话。从一件小事看出一个人的秉性，说明苏轼的观察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