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秘书工作

(一)古代秘书工作的内容

中国古代秘书工作自古有之,从商代的“五史”到后来的尚书令、翰林学士,以及明代的通政司、清代的军机处等,漫长的发展演变使得古代秘书工作渐渐地具体化了。纵观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历史,可归纳出古代秘书工作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记录时事。记录时事在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形成的初期就随之有了,主要是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和帝王言行举止。通常这类人被称为“史官”,也相当于后来的“秘书”。我国历代有很多优秀的史官(秘书),他们一直把“书法不隐、秉笔直书”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了直书实录、实事求是,他们不惧生死,忠于职守,体现了古代秘书工作人员人格的高尚。“晋之董狐,书法不隐”,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宣公二年,晋灵公行为不端,使得全国上下人心不安。执政大臣赵盾苦心劝说多次,晋灵公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甚至想杀了赵盾,赵盾只能出逃。之后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董狐在史书上记载,是赵盾杀了君王,赵盾不服气要求改写史书。董狐坚决不改,说其身为相国,国君被杀而不讨伐贼人,就是主谋,不会更改。孔子对董狐的评价就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5]

“晋之董狐,齐之南史”,他们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先驱者,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及不畏强权的正直精神,对天子诸侯的言行、朝廷政事的记录不隐瞒、不夸大。这才为我们留下了真实可靠的史实资料,所以,记录时事是古代秘书工作的一大内容。

第二,文书写作。文书写作是古代秘书工作人员的基本技能。在古代,秘书工作人员往往要为上级起草各类文书,这就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应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以及过硬的文书写作能力。因此,古代秘书都出自知识分子阶层,大多能出口成论,下笔成文,比如说南朝的裴子野。公元526年,梁武帝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利于北伐战争,裴子野下笔成文,不一会儿就写好了。为了谨慎起见,梁武帝又请求徐勉、周舍等人认真审阅,好好修改这篇檄文。徐勉、周舍等人,不仅是朝廷中的大臣,还是众人公认的写文书的能手,然而他们看完后,也只能说好。紧接着,梁武帝又吩咐裴子野再去写一封给北魏宰相的信,希望可以晓以大义。此时已经是半夜了,然而裴子野却说天亮便可以交稿了。五更鼓声敲响,他还没有动手。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于是提起笔,黎明时就写好了。梁武帝读后,深表叹服。从此,朝廷中所有的文书,都由裴子野起草。所以,德才兼备、知识渊博,往往是古代秘书工作人员为上级所青睐的主要原因。由此看出,文书写作也是古代秘书工作人员的一大工作内容。文献综述

第三,正言直谏。古代秘书工作人员是服务于上级领导的,往往要辅助上级领导做出正确决策,所以在出现错误情况时就应勇于谏言。就像魏征,魏征字玄成,中国古代秘书工作人员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性格刚直、才识出众并且勇于犯颜直谏而被世人所铭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任命魏征为谏官。魏征就全心辅佐太宗,常常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每次进谏,总会一不小心就激怒了太宗。但他犯颜直谏的决心,依旧丝毫都不动摇,令人佩服。为了王朝的封建统治,魏征多次进谏,他劝戒唐太宗吸取教训,好好管理江山。贞观十一年,魏征为了告诫太宗在安宁的环境里也要预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反对奢侈浪费提倡朴素节俭,特意为唐太宗写了一封奏章——《谏太宗十思疏》,这封奏章也一直流传至今。正是由于魏征的直言进谏,才诞生了一代明君唐太宗,也开创了大唐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就是所谓的“贞观之治”。所以在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痛心,也才有了《旧唐书》中这样一段评价:“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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