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生于乾隆年间，这一时期正值清王朝最后的鼎盛时期，在这之后清朝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之路。在经过康熙、雍正的励精图治之后，乾隆在位时，清王朝已经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得到了极大地突破。总体上来看，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象。但是，在这种繁华的表象之下，却是封建统治者实施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文化统治的现实。尤其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其严苛程度远远地超过前代，大批无辜的文人遭到诬陷，甚至被迫害身亡。文字狱所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对于文字的禁锢，更是对于文人思想的一种无情的摧残。因此许多的文人学者为了躲避文字狱的摧残，不得不埋头于考据之学，不敢议论时事政治。[1]诗人的作品也多数是用来粉饰“升平”景象，只有少数诗人才能透过封建“盛世”的表面现象，察觉到这个社会的各种弊病，意识到它衰落的趋势，并且在作品中加以揭露批判。但是，这并不能丝毫减缓一个王朝迅速衰落的脚步。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盛世王朝纸醉金迷的假象中时，黄仲则作为在社会底层之中成长起来的寒门子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之下，深刻地感受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血淋淋的真相，并勇敢地撕破假象的面具，揭露现实的惨象： “侧闻天上朝星辰，谁知人间茹冰炭。”（《送春三首》其三）王朝宫廷的繁华盛况之下无法掩盖地民间百姓的水深火热。“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饿民。”(《朝来》) [3]上位者只顾自己享乐，完全无视百姓的悲辛黄。黄仲则从当时一派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已经感受到潜伏的社会危机。他能够以清醒的姿态对待这个社会的污浊，不愿选择苟且求和，向这个世界妥协，而是以满腔的愤懑、热血，向着这虚伪不公的社会反抗。黄仲则在诗歌方面虽然才华横溢，却奈何无缘生于盛唐，意欲有所作为却无处施展，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黄仲则的悲哀。

总的来看黄仲则的一生，不难发觉，处于乾隆盛世之中的他，不仅凄凉憔悴，而且郁郁寡欢，始终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4]而导致他忧伤的，不外乎是外在的社会影响和他内心世界的纠结。在外在因素方面，他下定决心考取进士，却总是无法考中，一生一直生活在痛苦的边缘，还要依靠友人的接济才能生活，这对黄仲则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 另外，他的诗文的风格与文风有很大的区别，在考据之风大为盛行的时期，黄仲则却不跟风学术，通过自己的诗歌来表达心境、为民发声，真实地再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因此，他虽然游历四海，广交朋友，但是在为官的道路上却始终坎坷不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 [8] 诗人对于自身的否定更像是对于寒士怀才不遇、仕途不达的愤慨与哀叹。境遇的凄凉，使他深深体味到世态炎凉。黄仲则作诗长于以乐衬哀，微言却寄寓深远，偏重于写实和议论，天赋异禀以及后天的辛勤努力使他的作品别具一格。然而在当时的那种学术氛围之下，却无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并未得到大众的认可。《圈虎行》是诗人比较著名的一篇作品，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一场驯兽表演，表演地非常吸引人眼球。但是诗人并不是单纯地以娱乐性的眼光来欣赏这个表演，而是由此生发感慨。诗中的虎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性遥相呼应，虎性的被驯化委婉地讽刺了人性的扭曲。作为“独醒”的诗人，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其中既有屈辱与不平，同时也包含着嘲讽与无奈。因为这不仅代表的是诗人自己，被圈之虎的形象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真实反映。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