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周忱改革还没有进行非常充分的研究，这一题目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可以从改革的历史地理与经济动因方面进行探索，分析改革措施的实质成效，观察在改革过程中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博弈。

一、周忱赋役改革原因分析

明代苏松税赋重于全国，仅占百分之二的耕地，却承担了八分之一的税赋。明朝财政长期依赖于苏松地区的超额税粮，一旦苏松税粮出现逋欠，全国财政便陷入赤字窘境。宣德三年，户部上疏称“苏州自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有奇”[6]63，宣德元年到宣德四年间，总共“该粮七百六十余万石”[6]63，必须严格征收秋粮，填补财政坏账，才能维持国家财政稳定。明初订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既定国策依赖于苏松重赋的持续供给，苏松逋赋的增加直接威胁中央政府的财政安全。而中央也意识到苏松重赋不可持续，但不愿宽免过多的苏松税赋。周忱赋役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动因，下面将从历史地理变化、漕运经济负担、粮长制度腐败与中央减赋让利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吴淞江淤塞的环境恶化

明代苏松地区是全国稻米生产的中心，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古代水稻的种植长期使用淹水栽培法，这就对上游河道的来水量产生了依赖。吴淞江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苏松地区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吴淞江的给水。一旦吴淞江河道发生淤塞，沿河田地的土质也将随之变化。从元代开始，浏河水系逐渐扩大。明人周文英记述称刘家港“水深港阔”[7]232，归有光也有记录“刘家港，元时海运千艘所聚，至今为入海大道”[8]398，海瑞在治理吴淞江时提到“刘河通达无滞”[9]2167。浏河的扩大分流了原本吴淞江的水量，吴淞江河道日渐淤积，以致吴淞江“故道淤塞，遇霖丽潦水，涨溢不能通泄”[8]398。论文网

明代吴淞江的淤塞日益严重，明初开始就不断发生水灾，明廷兴办大量水利工程治理吴淞江。永乐二年，夏原吉受命疏浚吴淞江，采取导淞入浏，分流水量。原本就因来水量不足而淤塞的吴淞江虽然短期内恢复了畅通，但在长期来看加重了河流的淤塞。明人李充嗣指出“夏驾浦与吴淞江交会之处，横引江水，以至吴淞水弱，不能冲激淤泥；抑且通引浑潮，倒流入江，日相抵撞，易成淤”[10]241。导淞入浏不仅减弱了河流的冲刷能力，而且引发了潮水倒灌，吴淞江淤塞加剧。

夏原吉的治水努力以失败告终。从宏观角度观察，苏州太湖的碟型洼地形态不利于下游吴淞江的排水，必然引发海水倒灌淤塞。同时长江三角洲的入海口不断东移，吴淞江河道不断延长，导致淤塞产生。河流的淤塞与泛滥使得土地逐渐沙化。明人归有光就提到“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瘩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8]167。田土的沙化改变了原先的水稻种植状况，高乡土地已和明太祖确定赋税定额时的土地状况全然不同。主政的地方官如果坚持按陈规继续以稻米本色征收，便无法征收充足的重赋白粮。明人徐行这样描述家乡作物的改种，“其后江湖奎塞，清水不下，浊潮逆上，沙土日积，旋塞旋开，渐浅渐狭，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11]856。原本人为改造的水稻田无法耕种，被迫改种木棉，易棉为粮，缴纳田赋，平添多次交易环节。这就加重了原先的重赋负担，苏松税粮供给能力衰落，逋赋问题便自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