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到了隋唐时期，促使高邮城市发展的运河因素开始出现。由于隋朝开通大运河疏浚古邗沟，高邮与运河的关系开始产生。而隋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攻打南方的陈，此时运河更多的带有军事目的。而高邮作为运河途经的一座城市，自然成为运河沿线诸多驻军转运城市之一，所以高邮城在隋唐时的发展更多的带有军事意义。到了唐代，统治逐渐稳固，而当时都城长安的供给有时出现不足，于是运河上的漕运应运而生。政府把南方的物资通过运河运输的方式运输到北方的都城洛阳以供皇室消费，在漕运的发展过程中，运河的经济因素开始出现，正是这种经济因素的出现，高邮作为运河沿线的城市，其在隋唐时，城市发展的动力开始转变为兼具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的状况。

再次，到了宋元时期，高邮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关系进一步密切。在宋代，由于政府放松对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制，民间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运河则成为民间贸易的主要通道，民间贸易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高邮在宋代城市行政等级的提升则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体现。到了元代，进一步疏浚运河河道，使得运河上的贸易进一步发展，而元朝政府的漕粮运输以海运为主，使得运河成为民间贸易的主要通道。因此，在宋元时期，促进高邮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变成了民间商品经济。

明清时期，高邮城市与运河的关系逐渐发生转变。首先，政府与运河的关系由军事目的开通运河转变为以经济目的维护疏浚运河。而宋以后运河河道废弛淤塞下，运河对高邮城市发展也开始出现负面影响。高邮城市与运河关系的复杂化，加之高邮城本身的特色，使得高邮城在运河沿线城市中具有独特地位。

纵观高邮城市的起源，其城市形成之初与运河毫无关系，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和隋朝大运河的开通，高邮城市与运河的关系逐渐密切。到了明清时期，高邮城与运河的关系发展达到一个顶峰，高邮城与运河有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研究探讨明清时期运河与高邮城市发展的关系，也就为研究其他运河城市提供借鉴。

三、明清运河促进高邮城市的发展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高邮城市与运河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但是即使这样，高邮城与运河的关系却始终不是紧密相关。直到明清时期，高邮城与运河的关系才真正密切起来。“今扬州运河上自清江浦引淮，下讫瓜洲口入江，其间历清河（今淮阴）、山阳（今淮安）、宝应、高邮、甘泉、江都六州县之地，均非邗沟故道。”[[[]张纪成。 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391。]]现今高邮城旁的运河是到明清时期才正式形成，所以运河对高邮城的促进作用也更多的表现在明清时期。

（一）明清运河促进了高邮城商业的发展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本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本身被赋予着浓烈的政治、军事色彩。在隋朝刚刚建立时，“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96。]]，运输很不方便。而关中地狭人稠，所产物资不足以供给京邑大兴城，常常出现供应困难的现象。而此时南方“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王静。 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07。]],长江沿岸“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复衣天下”[[[]张义丰等。 淮河环境与治理[M]。 北京：测绘出版社, 1996：95。]]。为了缓和政治、经济上的矛盾，隋炀帝才营建东都洛阳，继而又修凿通济渠和山阳渎以通江淮，目的是攫取东南财富以补充北方和京师的不足。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北方向延伸,一个是东南走向的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另一个是东北走向的永济渠。之后的历朝历代，政治中心大多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东南的江淮,故大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兴衰。“…大体利于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7]彭云鹤。 明清漕运史[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43。]]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把南北大运河作为巩固国家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