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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实际看，以中原王朝为主动的和亲基本都是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如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和亲，即说明西汉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灵活运用。唐朝对回纥、契丹、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的和亲，也大都是为了改善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国内政治需要。如唐太宗对与薛延陀的和亲就有对时局的判断，是战还是和？唐太宗分析利弊后最终选择了和亲，也得到朝中重臣的拥护。也有被动的和亲，如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就是在“白登之围”受到重创后的被迫选择。不同背景下的和亲意义不一样，如汉初的和亲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开展的，汉政府不仅要嫁公主给单于，而且还要奉送给匈奴大量的财物，甚至有时还要忍气吞声地接受侮辱。班固所讲的“卑下而承事之”，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中原王朝与周边保持独立的民族政权，呈现出时战时和的状态。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周边还有不少独立的民族政权，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很复杂，可以用时战时和来形容。例如，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就是这种类型之一。匈奴立国后仍然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生存的需要使他们不断入侵中原。对匈奴的战争构成汉朝军事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汉王朝强大时，匈奴在军事打击的压力下四处迁徙甚至远遁，如东汉北匈奴远迁欧洲。当汉王朝衰弱时他们则伺机入侵。这样一种互动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广泛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时周边民族政权甚至最终击败中原王朝，入主中原，历史上的北魏、元朝、清朝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将自己民族的核心区东移的过程。不管中原王朝采取的政策如何，都是其文护统治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也是北方少数民族东移的过程，也是其民族融合的一部分。
在中原王朝政策方面的变化对其东移的影响是明显，但同时中原王朝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变化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秦汉至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的东移都是无时不在的，而中原王朝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变化影响是重要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两宋时期就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大量东进、南下的主要原因是中原王朝政权与漠北诸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争夺土地、财物、人口而发动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胜者往往大规模掠迁各族内徙，如曹魏通过对漠北柔然的长期战争，强迫其部族数十万南徙。也有内地战乱分裂，漠北民族乘机南下迁入，典型的如东汉末年沿边八郡南匈奴的迁徙。同时还有内地政权的招诱与漠北游牧民族的“慕义向化”。 如西晋初年北狄数十万人口的大规模内徙。除此之外驱使北方少数民族东移的原因还有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过度开发，致使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少数民族东移或南迁。我国的气候条件虽然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呈逐渐变冷的趋势，但在此以前，从战国至秦、西汉时期，气温却是逐渐变暖的 。气候条件的优越，加之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张，直接导致了农牧分界线的改变。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派蒙恬逐匈奴，夺取了河套地区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 “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 县，并修筑长城，“徙谪，实之初县”。三十优尔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多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是将农耕区的界线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秦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秦王朝随之覆亡。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初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分界线。到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并从内地迁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北方农牧分界大大向北推进，据《汉 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达310余万。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农耕区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区、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这种在草原植被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生产，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鄂尔多斯高原经过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植被严重破坏，在干旱气候、悬殊温差和强大风力的作用下，出现了沙漠化的 迹象。汉末三国时期，少数民族占据这片地区后，仍然文持原来的生产方式，但这里已不再是理想的牧场了。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继续向内地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