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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述民族大迁徙时的真切写照正是对发生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东移原因的高度概括。他说：“这些游牧民族在离开了草原，侵入了农民的花园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地要抛弃他们那种习惯了的周期生活。他们是在机械地适应一些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力量。他们必须服从的这种外在力量计有两种：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他有时被推出了草原，因为干旱的过程加剧了，甚至具有像他们那样的忍耐力量 都无法再在他的原有地点生活下去；而此外，他偶尔也被拉出了草原，因为某些在邻近地区的定居社会里出现了真空，因此产生了吸力。”正是由于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气候环境的不同，加之秦汉时西域地区的过度开垦，导致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大大破坏，活动区域大大收缩，使他们 不得不作出向中原地区迁移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动荡导致中原地区的荒芜人烟为少数民族的东移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使得他们大规模的内迁成为了现实。
三、北方少数民族核心区东移的历史影响
（一）促进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东移或内迁和与汉族的相互融合，一些悠长的技艺和精湛的技术也逐渐普及。如游牧民族的特长大牲畜的饲养、牲畜产品的加工、兽医的发展等。再比如对钢铁冶炼技术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灌钢法是中国早期炼钢技术最突出的成就，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灌钢法得到普及推广，内迁的匈奴族创造的宿铁刀和鲜卑族创造的百炼钢刀，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内迁诸族睿智聪慧的人民为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内迁诸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物质文化生活内迁诸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比如在衣着方面的体现，汉服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而胡服比较适应马背上的游牧生活，夹领小袖又紧身，虽然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并没有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时期得以普及并且为汉族人民喜爱，因为胡服比汉服更便于生活，更实用亦美观，所以穿着胡服的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和历史的选择，即便皇帝的诏令也难以改变。在饮食方面的体现，过去汉族不会烙饼，只会水煮面食，真正的饼名曰“胡饼”，是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带来的，并在这时开始普及，后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极富特色的一种。内迁还普及了胡瓜、胡桃、胡麻和油菜等。还有迄今深受人们喜闻乐见的笛 子、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以及我国民歌中反映民族 融合的精品，如《敕勒歌》和《木兰辞》等，这些大多都有内迁诸族的历史贡献。此外，尤其是魏晋时期佛教得以在我国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对佛教大力提倡和推广是分不开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有利于国内各族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较好的民族关系，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激起各族创造力发挥，掀起经济文化高潮。隋唐时期固然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它的繁荣富强正是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隋唐，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秦汉的带来了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也带来了隋唐时期的鼎盛；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迎来了明清经济的繁荣。由此来看国家的繁荣鼎盛，与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息息相关，充分说明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对于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迁》，《地理科学》199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