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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围绕工作与家庭冲突开展相当多的相关研究。8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离婚率的增加、夫妻双方工作的家庭数量的增加、单亲的职业母亲数量的增加等，使在家庭和工作两方面肩负重要责任的个体数量增加，从而使工作和家庭冲突更可能产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得以升温。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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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与每周工作时数正相关。工作与家庭冲突与加班的次数和频率，是否有轮班和轮班的无序有关。允许工作日程安排弹性的程度和雇员对工作日乘安排弹性的需要共同影响工作与家庭冲突。学者Burke et al.发现以下压力源（work stressors）与工作与家庭冲突有关：工作环境变化率、边界跨越活动的参与、沟通压力、工作所需的精力集中。Jones 和Bultor 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与任务挑战性、多样性、重要性负相关，与任务自主性正相关。Bohen和Viveros—Long发现，承担抚养孩子的主要责任，会成为导致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重要因素。1996年Netemeyer et al.针对三个样本的研究发现，家中小孩的数量与家庭工作冲突相关。[1]论文网
2003年，Carl P Maertz Jr,Allison W Pearson和Shawn Keough的研究表明，
工作与家庭冲突对组织结果、家庭结果和个人结果有负面影响。工作与家庭冲突与过度饮用酒精，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有联系。工作与家庭冲突与离职倾向正相关。此外，工作与家庭冲突还会影响缺席、倦怠、承诺和绩效等其它组织结果。[3]
Holahan和Gilbert的研究发现，支持性的配偶会使双方免于经历高水平的工作与家庭冲突。[1]其他研究也发现来自丈夫的支持与低角色冲突、低角色紧张和较少的抑郁症患病率明显相关。此外，主管的角色在减轻工作与家庭冲突中的作用也得到关注。2004年，N.Kathleen Frye和James A Breaugh的研究证实，家庭友好政策的使用和向支持性主管汇报对工作与家庭冲突有预测作用。Allen将组织支持和主管支持相区别开，她的研究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与组织支持和主管支持相关。[8]
2. 国内研究现状
李晔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对448明文教卫生系统员工的调查结果表明：员工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包括，工作时间、加班轮换、工作卷入、单位支持、家庭卷入、家庭支持等；来自单位和家庭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14]李超平、时勘、罗正学、杨悦、李莉则考察了医护人员工作与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表明工作与家庭冲突对工作倦怠有较强的预测作用。[22]陈兴华、方俐洛对工作与家庭冲突提出平衡策略，如组织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保证组织利益不受损，同时也文护了职业女性的合法权益；组织加强与女职工的心理沟通；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等。[23]
国内对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研究还仅限于综述性研究和少量实证研究。围绕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展开，实际上讨论的就是职业女性工作角色（或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双重压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