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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企业已获知识基础规模。Ahuja等(2001) [2]以美国化工行业中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技术并购中，目标公司的已获知识基础绝对规模能促进并购方创新绩效；已获知识基础相对规模对并购公司创新绩效有负影响。在Ahuja等(2001) [2]研究基础上，Cloodt等(2006) [13]扩大研究范围，对美国的四个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电信和航空防御制造业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并购绩效影响分为并购初期和并购后期，得出以下结论：已获知识基础绝对规模只有在并购初期能促进并购方的创新绩效，而并购后期影响为负。
在国内研究中，温成玉等（2011）[15]借鉴Ahuja等（2001）[2]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我国高技术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在2001到2008年间发生的96起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被并购方技术知识基础绝对规模对并购方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影响为负；被并购方与主并方技术知识基础的相对规模对并购方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影响为负。张峥等（2016）[12]借鉴Ahuja等（2001）[2]的计量模型，以1999年至2013年间我国2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89次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被并购方知识基础绝对规模对并购公司并购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的影响，并购公司知识基础绝对规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郝清民（2015）[14]选择我国2010-2012年五大类制造业高技术上市公司的242个技术并购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知识基础累计对并购样本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者们在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后对被并购方与主并方技术知识基础的相对规模对主并方在并购后的企业创新的绩效影响保持一致看法，均认为有负影响或无影响，但在已获知识基础绝对规模与并购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观点不一。这有待后续学者研究。毕业论文
（2）技术和产业的相关性。Ahuja等(2001) [2]认为主并方和被并购方的知识基础相关性对创新绩效有U型（非线性）影响。Cloodt等（2006）[13]则认为主并方与被并购方的知识基础相关性对主并方创新绩效有曲线影响。Makri等(2007) [19]进一步将“相关性(relatedness)”细分为“类似性”与“互补性”，并针对知识相关性对并购公司在并购后的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新的模型，研究了电子、化学以及医药等三个高技术行业。研究结果显示，相互补充的科学性知识与技术性知识均具有显著的促进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作用。张峥等（2016）[12]的研究表明类似性技术和不相关性技术均不能促进并购企业的绩效，互补性的技术并购可以产生有效的促进主并方创新绩效的作用。
学者们将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知识基础相关性细分后发现互补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呈促进作用，类似性不能促进并购企业的绩效。但是否是因为相关性的双面影响而导致了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知识基础相关性和并购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待学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