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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莱文森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在媒介演化中主动地选择和改进媒介，同时，后继的媒介会修补先前媒介功能的不足[11]。另者，大卫•帕金翰也在《童年之死》中委婉地驳斥了波兹曼的观点，指出波兹曼一夸大媒介的作用而未曾关注儿童如何利用媒介[12]。他认为儿童是主动的受众，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指出研究者应将儿童对媒介的使用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情境中，考虑建构意义中人际关系、种族、年龄、性别等社会因素，关注儿童如何利用媒介，而非一地被媒介操纵，从而还原儿童和媒介之间多样的关系[12]。
（二）国内儿童形象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对于“儿童形象”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儿童形象”本身的研究，二是关于儿童的形象的研究。后者主要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着眼于儿童自身，二是着眼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多体现在艺术文化领域，通过对儿童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反映出儿童现实的生活状况并树立理想的儿童形象。
1、传统社会的儿童形象
刘珍珍收集了1870年至1930年间李圭、康有为、周作人、鲁迅等近代学者的著作，从儿童性别观和儿童地位来探讨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嬗变，并简要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13]。她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儿童形象从“成人附庸”、“男尊女卑”逐渐向“独立个体”“男女平等”的新形象转变。张丽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的儿童观及其演变作出了详细的论述，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同构性，因此传统文化视野下的儿童形象就是受人喜爱的“好孩子”。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民间文化逐渐从封建走向开放，儿童形象也由听话的“好孩子”演变为反传统的“坏孩子”，他们不取悦成人，个性张扬，讲真话，做真事[14]。
2、媒介环境中的儿童形象建构
受到西方建构主义的影响，贾云认为儿童观的社会建构属性使得儿童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认识论的演变而不断更替。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影响的逐渐显现，儿童观也出现了趋向趋势:在中国，如今儿童也是主要被作为具有情感价值的存在而不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存在[15]。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途径,儿童又被建构为“祖国的花朵”、“集体主义的接班人”、“小皇帝”、“小公主”…这些不同的名称代表着不同的意义，隐喻了成人对儿童不断变化的态度和可能性行为，也因此不停地塑造着儿童的社会存在[15]。
受到“童年消逝”说的影响，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新媒介环境下童年正在消逝。戴金花认为现代童年的消逝有四个表征：传统儿童游戏的消失、儿童游戏的功利化、儿童话语的萎缩和儿童过早成人化[16]。王一鸣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童年消逝”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促使“童年消逝”现象的出现、新媒介的出现大量挤占了儿童文化的空间[17]。何卫青从儿童游戏的视角认为本体形态的儿童文化正在淡出我们的视线，儿童在童年中的主体位置缺失[18]。
另一方面，吴静认为电视并没有消解孩童纯真的心态，童年也并没有消逝，只是在数字化时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19]。儿童依然具有其主观的判断力，面对电视只是得到了一种思想上的放松和图像的享受，大众媒体以新的形式替代了原有的传统童年，但并未改变童年的存在，只是重构了童年，是童年更加适应科技发展和时代发展，尽管这种重构存在着诸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