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从经验研究来看，国外学界在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否存在及其强度有多大等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如 Skinner（1988）[10]、Caballero（1990)[1]的研究发现美国居民总储蓄中预防性储蓄占比较高；Deaton（1986）[3]的研究表明，美国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显著高于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得出的理论值，预防性储蓄假说恰恰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而 Guiso等人（1992）[5]则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存在，但其份额仅占家庭净资产的2%；Dynan（1993）[4]则的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的相对谨慎系数很低，因此他认为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弱，总储蓄中预防性储蓄所占比例较低；Kuehlwein（1991）[7]甚至认为存在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此外，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否存在也进行了相关研究。Jalan、Ravallion (2001)[6]通过调查得来的数据测算了农村居民收入风险对其持有财富的影响，结果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小,农村居民的收入风险仅仅使其高流动性财富提高了不到 1%。而M eng(2003)[9]利用城镇居民1995和1999年的调查数据检验预防性储蓄动机中的失业风险因素，结果有力地证明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64215

国内学者也已做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结果是类似的，即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存在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宋铮(1999)[20]较早地在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中引入了预防性储蓄假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21]对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研究发现居民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但其强度要弱于预期。尹长斌(2011)[27]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储蓄增加中约有20％是同收入不确定性直接相关的“预防性储蓄”，因此预防性储蓄动机是显著存在的，而且作者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对收入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一些消费需求，所以他认为实际的预防性储蓄成分可能大于研究测算的结果。王辉、张东辉（2010)[23]利用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计算得出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占储蓄存款的比重高达83.7%。易行健等(2008)[26]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龙志和、周浩明( 2000)[16]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且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周绍杰（2010）[31]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该文还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在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代际家庭之间差异显著。

2  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构成

任何对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储蓄高增长和消费不振的研究都不能忽视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改革背景，研究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也无一例外的要加入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这一制度因素。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将制度变迁引起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分析中来。论文网

1  居民预防性储蓄成因中的教育因素

1994 年7月，国务院下发《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大学教育收费实现“并轨”，确立大学生“缴费上学制度”，并取消就业分配制度。

这一体制改革一方面导致家庭面临未来教育支出迅速增加的风险（大学教育费用远高于高中以前的教育费用）；另一方面增加了毕业生就业风险。这样的情况下，居民家庭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在就业市场中更有竞争力，还要考虑为其进一步深造预留支出。以上两方面因素将促使居民家庭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付未来的教育支出。毛慧晓（2010）[18]，郭志仪、毛慧晓（2009)[1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2000年以前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支出影响最大,其次为住房支出不确定性,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郭香俊，杭斌（2009)[12]经过实证分析，认为使得山西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子女的教育成本。目前和未来潜在的教育支出所带来的流动性约束是导致山西城镇居民行为更加谨慎的重要原因。杨汝岱、陈斌开（2009)[25]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和居民消费间的关系，结论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 %。邓翔，李锴（2009)[11]的研究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投资，相对于医疗和住房这种纯粹的消费，其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程度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