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现状外部性概念最早由马歇尔（1890）提出。之后由其学生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Pigou）（1920）对外部性理论进行了拓展研究。他认为污染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假设一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净边际产品大于个人净边际产品，那么个人行为者将承担对比社会最优结构来说更多的成本。相反地，如果一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福利大于个人福利，那么个人行为者将承担对比社会最优结构来说较少的成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主张对污染者征税，而且征收额与污染者造成的污染程度挂钩，这就是后来的庇古税。72945

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0s） 提出了超额收益理论，他认为只要环境税制度设计地合理，不仅不会对纳税主体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给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解释了环境税改革为社会发展提供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OECD组织（1972）在其通过的一项决议中首次提及了污染者付费原则(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它为环境税征税对象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原则出发点是商品价格应充分体现生产成本和消耗的资源，利用经济手段将污染防治的资源重新分配，以减少污染，合理使用环境资源。

皮尔斯（Pearce）（1991）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理论，他为该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一重红利的含义是环境税在控制污染行为，并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环境税还能够鼓励生产者进行技术创新，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重红利。论文网

鲍温伯格（Bovenberg）（1996）等人将外部性矫正的经济分析拓展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至此环境税的研究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

而在当代的研究中，环境税的理论探讨步入了全新的阶段。威廉姆斯（Williams）（2003）认为虽然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劳动市场上的税收扭曲效应会使这种经济效率大打折扣。而赫尔穆特（Helmuth Cremer）（2010）主要从政治角度对环境税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如果将税收收入的分配作为返还条件且制定者是由福利最大化的立法者决定的，那么均衡的税率会随着对工资征税的降低而发生对应比例增加，所以为了降低负面影响和有投票权的人对环境税的偏见，可以考虑大幅降低对工资的征税。

总而言之，国外的环境税制度发展程度普遍比中国要完善和发达，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的可行性研究、环境税税收收入的分配和双重红利原则上。

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环境税制度研究较之国外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而且研究主要都是在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借鉴和分析。直到近些年，我国的税收理论界对环境税的相关研究才日渐深入，特别是对我国通过实施环境税来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王金南（1994）和高树婷（1994）等人借鉴国外环境税政策设计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环境税框架的设计进行了规划，并主张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环境税进行界定，为我国环境税开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吴燕（2005）对先进OECD国家实施环境税征收的经验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税制特点等方面的特点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李涛（2011年）环保和税制改革角度，对环境税税种、税基、税率的确立提供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

国内许多学者都赞成环境税的概念中具有狭义和广义两层内涵的说法。狭义的环境税，仅仅把环境税定义为环境污染税，即政府为了使环境污染的范围和程度不再扩大，而对致使环境污染的主体进行征税的特别税种。陈梅（2010）和王斌辉（2010）认为，环境税是根据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所有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主体进行征税的一种税收。广义的环境税，把环境税征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税收体系中，是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集。贾康（2000）和王桂娟（2000）认为环境税是政府为了控制污染、筹集资金而征收的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