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遵循印制的运用

宋元时期始，不少文人雅士，期望着自己能在印章方寸之地，一展自己的才学和风雅，因当时印材之限制，他们最多只能参与治印，即篆写印文。相传元末王冕始用花乳石治印，为文人雅士之自篆自刻，提供了便利的印材。及至明代文彭、何震，推广石质印材，篆刻遂蔚成风气。明清之际诸多文人、篆刻家纷纷对古代印章整理并分析，总结出些古代印章中许多的奥秘。为篆刻艺术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边栏、界格便是其中奥秘之一。例如：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中：

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笔出，皆滞边，边细于字。[1]

    清代冯承辉《印学管见》中：

今人刻白文留一自然边者，其法始于汉印。至若阴文划边及中有界道者，此类甚夥。汉人大朱文，结字方正，转角处略带圆意，文不逼边，可以为法。[2]

古代印章制作，皆遵循印制的的规定，当篆刻从其原型脱离之初，同样也受印制的束缚。自吾丘衍《学古编》出，世人于篆刻之学，始有门径可循。尔后学者既众，著述益多。明、清以降，代有传人，骎骎乎成篆刻之鼎盛期，诸家论述，风起云涌，几如烟海。吾丘衍此段话即是道出边栏、界格在印章艺术中的地位与作用，白文印中印文当逼边，方才存古意；而朱文印则应忌此，且朱文印边栏当细于印文线条。《学古编》历来被许为印学史上最早的一部篆法与章法并举的经典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可想其言论在当时篆刻界之影响。

冯承辉此话即是把古代印章制度中边栏、界格的用法沿用到篆刻艺术之中。早期的篆刻家多尊崇他们自篆刻原型中总结归纳出的道理，便在篆刻实践中拥有了理论的支撑。如图1邓石如之‘我书意造本无法’一方，文字紧紧逼边，甚至几处都已破边而出了。如吾丘衍所说，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可以看出其对古印的效仿与膜拜。图2邓石如‘笔歌墨舞’一方，与冯承辉意同，刻白文留一自然边，取自汉印，其亦为古代印制之一，用来稳定印面。图3为西泠四家中蒋仁所刻‘蒋山堂印’朱文印，古代早有朱文印文不必边之制，吴先声也曾说过朱文印不可逼边，若四旁出笔粘边者，则边宜细于印文。[3]可见边栏在古代印制中为配合印文而存在。图4赵之谦的“均初所有金石之记” 或合乎吾丘衍之说，朱文印，不可逼边，字宜细，若四旁有笔出者，皆滞边。此印印文偏细，且边栏细于文字，其间每字有出笔，皆滞于边。凡此种种，早期篆刻家多遵循前人之说，固守先前之印制，或以求古意。

我书意造本无法          笔歌墨舞            蒋山堂印         均初所有金石之记 1.2  作为形式语言的运用

边栏，也称边框、边围，也有简称其为边、栏、围、圈、框。其意指印面之四周，犹如国之边疆也。[4]界，有人称为“中界”，也有的称为“隔”或“隔界”或“界隔”，其名不同，其质一也。[5]边栏、界格最初可谓是一种简单的形制规定而在印章中使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日渐成为印面构成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文人团体的出现后得到了极大的运用。早期的印人便已经自觉地将边栏、界格与印文线条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加以构思，而并不是将其仅仅当作孤立的分界线来看待。每个朝代的印人在篆刻创作中都一直在运用着边栏、界格这种篆刻语言去表现。但使其真正变成为一种篆刻艺术语言被使用，就离不开文人的介入对篆刻艺术的推动作用，也正是这一关键因素才使作为实用目的的印章真正升华为以审美为目的的篆刻。边栏、界格也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的形式语言并在以后的篆刻创作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历代文人篆刻家对边栏、界格作为形式语言的阐述可谓层出不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