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冯承辉《印学管见》

一印作四角，有一二角园者，其余不宜圆，或于里边角间刻出一线，可免四角雷同之病。边不宜太细，亦不宜太粗，即一边而论，其中有粗有细，有斜有正，有连有断，不可思议，在操刀者相其中字之位置及石形如何中耳。[7]

明代徐上达《印法参同》中：

印有边栏，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覆恶也。然亦有门户自在，无借垣墙者，顾其可合，可覆何如尔。边栏残破者，即烂铜者，亦止烂文，必不至于烂栏，或有烂栏，必不尽烂。格眼有竖分界者，有横分界者，有横竖“十”字分界者，有横竖多为分界者，有横竖不用分界者。然不用分界者，又有不分之分在，盖不分以画，分以地也。[6]

徐上达指出边栏、界格在印面中的地位，如家之垣墙，可见其一斑。更论述到边栏、界格在篆刻中的运用当有一定的讲究，甚至法度。崇尚古法者，应合乎此理。冯承辉道出边栏在印面中的应用，当破其定则，而非千篇一律，此结论或成法度原则，而被众多篆刻家视为边栏、界格运用中的不二法门。如图5赵之谦‘赵之谦印’一方，其中印字作纵向处理，以破四角雷同之病。且上边与左右两边都残破，同下面稍完整而又粗实的边栏，相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就其一边而言也有粗细虚实之分，如左边粗细虚实同生，可谓不可思议。与在图6吴昌硕的朱文印“心陶书屋”中，印文四字中的线条都与边栏产生粘连，这就使整印牢牢的团聚在一起，左右两条稍带向内弯的边线与印文向外拱的线条的粘连，既减弱了其间对立的态势，又增强了全印的张力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且边栏残破极其自然，或去烂铜者，其边栏虽残破，但并未尽烂，作为形式语言的边栏、界格真可谓给印面带来艺术的效果。图7吴让之岑仲陶父秘笈之印，边栏有些残破但并未尽破，而印文并未残破，与上同。或有烂栏，而必不尽烂也。又图8吴昌硕的“高聋公”一印中，作者以“高”字的右边的整根竖线替代边栏线。因为印文线条原本就很敦厚有力，若在印章的右边按模式刻出边线，那么便会产生拥堵之感。而以印文线代替边线，则解决了这样的麻烦。其实此法就是为了使全印章法达到和谐统一。印与边栏、界格的关系有时有互为陪衬的关系，简单的讲，如以小衬大、以大衬小、以粗衬细、以细衬粗、残与全互衬等等。在相陪衬时，主次地位，时有互易，另外在陪衬关系中，也时常互有迎让，此消彼长，以增进彼此之间的融洽关系。在通常的篆刻作品中，边栏、界格让印文线条，这是一般规律。但也偶有字例是印文线条让边栏、界格的。这种互有移让的关系准则，也是以能使全印和谐统一、疏密有致为前提的。作为形式语言的边栏、界格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来实现其在印面中的作用，粘连、并借便是其中的处置手法方式，多以边栏、界格线条的残损来实现。但是能使残中生意，即残中显得不残，而是成全了全印协调统一的局面。这就是殘全相生、残而生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