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本体行为抽象性理论导致立法者在票据立法时，将票据关系作出票据源体关系和票据本体关系之划分，同时也将票据法与民法之调整对象相区别，从而厘清票据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并产生争议解决方式上相异之诉求。诸如此类票据法原理，皆存在立法价值取舍上可选择性之共性，亦即立法者可以作出与成文法相异甚至相反之规定，例如当立法者将上述票据源体行为和票据本体行为之连带性予以肯认时，则会完全有可能出现票据本体行为之有因性而非无因性，而此种拟制充其量会殃及票据法本身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之价值减损，但不会容易产生票据法在伦理道德价值上之消极判断结论。其他非商事工具法尽管亦具有其各自立法原理，立法者人为抽象技术在法律规范中亦有相应运用，但其立法原理基本以商事伦理和商事道德为基调。例如，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董事义务等规定，表象上观之亦具有技术性特征，但却蕴涵强烈伦理道德价值，中国《公司法》第5条关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之规定，即是商业伦理道德性在公司法律规范之反映；破产法关于破产申请、宣告以及清算等规定，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保险理赔等规定，均有诚实信用或“最大诚信”之要求，皆具此类典型要义。在上述商事规范中，立法者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之正当价值取舍，而作出有悖于此之恶性技术拟制。可见，作为商事工具法之票据法具有极大抽象性，立法者基于发挥票据功能最大化之度量，远远大于其基于伦理道德最大化之考虑。票据法

在学理之通说上，无因性概念及其思想，先由德国法学家萨维尼首创，其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无因性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德国学者巴尔继受此思想并建立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因资本主义经济正处起步之时，作为世界上最早票据法体系之法国法系（亦称拉丁法系）最初并未使票据源体关系与本体关系分离，但后来亦顺应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潮流，改弦易辙，抛弃旧有立法原理，承认票据为无因证券。尽管票据行为经历此“褪色”过程，[2]但作为无因性理论体系一重要内容，票据行为无因性则是生命力最为强大者，亦是当今法律规范及法律思想界最为统一者。票据法

抽象性作为票据法之显著性格，之所以被票据立法所肯定并逐步完善，不仅有其理论价值，其实务意义亦不应免。诚如郑玉波先生所言，“票据之生命在于流通”，票据法以“助长票据流通为最大任务”。[3]票据流通性是否活跃与安全，是评价票据价值发挥程度之恒重指标。保障票据之流通，须使票据使用人有接受票据之意愿乃至强烈欲望。倘若持票人收到票据之时，须思虑其诸前手交易基础有无瑕疵，原因关系是否健康，则恐怕人人都会忐忑不安，见票即心生畏惧，票据流通性大为减损。但票据立法者借助无因性理论，将票据法塑造为有抽象性格之商事法，则极易替票据运用者减免惶恐之感，自由使用票据。一言以蔽之，票据法之抽象性格，实为票据流通功能发挥之安全环境支持系统，在实务上得以助长票据流通，使其趋于活跃并持续为商事主体所爱不释手。缘此，智慧立法者总能体察其奥妙并求其抽象性格之最优发挥，而中国票据立法在此性格塑造上则显著不足，尚未完成“褪色”征程，唯期未来之法律修订，使票据法之抽象性格彻底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