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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意义
任何社会政策都有正面和负面功能，只是有些政策的负面功能潜伏周期较长，人口政策也是同样的情况。时至今日，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功能已逐渐显现。从一定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是我国非常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其负面功能之一，是把人口急剧膨胀的“国险”，转化为千家万户的人口“家险”。主要是独生子女结婚后，子女家庭与父母家庭人口呈现为四个老人和一对年轻夫妇的“四二家庭”结构给独生子女父母带来的养老风险、大龄独生子女的意外伤残、死亡及其给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
生育既是人类繁衍的途径，也是婚姻和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意愿直接决定行为。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育行为除了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影响外，越来越取决于生育意愿这一微观因素。
生育意愿在宏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生育文化，而在微观上则体现了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人们的生育意愿与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和未来人口。[10] 生育意愿不仅是人口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进行社会政策决策必须关注的现实问题。它与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也即理想子女数的偏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影响到实际生育水平。[11]事实上，生育意愿、生育观念对生育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尽管许多研究显示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和偏离[12]，又尽管对生育意愿直接支配人们生育行为[13]的观点尚存争议，但是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对象达到育龄，他们的生育意愿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人口的持续发展，也会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本文重点研究在“单独两孩”政策影响下，育龄政策对象在生育的理想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偏好两方面的意愿，以及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的选择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这一具有前瞻性意义的调查恰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分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