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理性模型理论”和“有限理性模型”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追求“最优解”，而后者寻找“满意解”。Schwartz等人[6]由此提出了最优化决策（Maximizing）与满意型决策（Satisficing）的决策风格。其中，“最优化决策”以理性决策理论为基础，在决策中精益求精，力求找到最佳选择，获得最优的结果；而“满意型决策”则以有限理性模型为基础，充分考虑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以“满意即止”为原则，寻求足够好的选项，获得自己满意的结果。Schwartz等人同时证明了个体在最优化决策风格量表上的成绩具有跨时段的稳定性。

情感决策（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指同时包含情感与逻辑的决策过程，旨在做出对个体将来有利或者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选择和决定[7]。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发现腹内侧前额叶脑区（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损伤的患者们，虽然有正常的智力，并且在很多执行功能任务中有接近正常个体的成绩，但他们在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上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8]。为了测查VMPFC受损者的决策功能，Damasio及其合作者[9]设计了爱荷华赌博任务。

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Gambling Task，IGT）包括四副纸牌，其中两副为即时奖励数量小、长远带来净收益的有利纸牌；另外两副为即时奖励数量大、长远带来净损失的不利纸牌。任务要求被试对A、B、C、D这4副纸牌进行选择以获得最大利益，其中纸牌A、B为有利纸牌，纸牌C、D为不利纸牌。通过被试对纸牌的选择结果计算得分，爱荷华赌博任务有三种较为常用的计分方法，不同的计分方法可以用来分析被试在决策过程中的特征[10]。具体的三种方法如下所示：方法一：（C+D）-（A+B），这种计分方法可以将不同被试的冒险策略分离出来。方法二：将被试的选择分为5个区组，（C1+D1）-（A1+B1），（C2+D2）-（A2+B2），……（C5+D5）-（A5+B5），然后对这五个区组做配对t检验，这种计分方法可以分离出被试的随机与思考之间的决策成绩（归纳学习）。方法三：划分高分组和低分组，以总分20为界，这种计分方法可以划分出不同的被试，将他们划入不同的组中。

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不仅仅包括了前提和结论，还包括了奖励、损失及其数量和频率的多重变化，因此爱荷华赌博任务能够在实验室坏境下真实地再现现实决策情境[11],被认为是测量情感决策的经典任务范式。

本研究将运用最优化倾向量表来区分不同决策风格的大学生，试图从决策风格因素考察大学生决策风格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到其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成绩，从而进一步考察决策风格对大学生决策能力的影响，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2方法

2。1被试文献综述

在学院王营校区随机招募志愿者40名，男15人，女25人，平均年龄21岁。

2。2实验材料

2。2。1最优化倾向量表

最优化倾向量表（Maximization Tendency Scale，简称MTS），最早由Schwartz等人[12]开发，Diab等[13]依据特质理论又重新将最优化决策风格定义为一种人格特质，同时修订了9个条目的最优化决策风格量表。该量表非常注重对个体一般倾向的测量，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根据冯田[14]等人的研究报告，原始英文版MTS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