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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新的介入视角：社会网络研究关系概念的本土化
社会网络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分支领域之一，而“关系”是社会网络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关系在华人社会里长久以来就受到普遍重视，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的实证研究纷纷表明，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费孝通[1]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将华人社会里的关系一般分为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后来的黄光国[2]又将关系划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三种类型。尽管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华人社会一直遵循着“关系”为本的生活原则，但在西方权威学术界中，“关系”在英文中具有模糊性，翻译也多种多样，有tie，relationship，contact等等。基于这些缘故，“关系”也基本以文化的地域性为界，徘徊在华人社会中。
直到1973年，格兰诺文特[3]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界定了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可能作用，强调弱关系在信息流通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此“关系”研究正式登入新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大舞台。边燕杰[4]在《强关系的力量》一文中将关系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他通过对天津地区职业流动中影响因素和对新加坡职业流动的调查，提出了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重要的论点。针对同一个概念，边燕杰和格兰诺文特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那么，应该如何去看待呢？如果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则能够理解强弱关系起作用的领域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其他的中国内地学者也紧跟讨论而进一步完善了“关系”概念。刘林平[1]认为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强调了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李继宏则把关系定义为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关系主体间的信息和资源的流通渠道[2]。从上述研究者对于“关系”概念的阐述，我们发现关系概念的诠释在中西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着差异。高红艳[3]在《关系、强-弱关系假设的方法论困境及实践的超越》一文中认为虽然格兰诺文特1973年的文章对于“关系”开始了初步研究，但其后中国的研究者从本土文化出发，更多地“从关系的功用视角定义内涵”，从此论述视角出发，“关系”研究在国际化学术视野中不断地进行着本土化的革新，这对于传统文化概念走入国际学术圈有一定的启示效应，同样，对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和融合同样具有借鉴效能。
3、探寻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路径选择：“关系”和“嵌入性”概念的引入
那么，针对社会网络研究中“关系”概念的本土化革新的讨论，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应探索怎样的路径选择呢？社会网络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中具体体现为“家长权威”、“传统的儒家文化结构”、“伦理规范”以及中国人传统的“脸面观”等。如前所述，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体现社会工作一般规律是具有普适性的，对中国同样适用。童敏认为如果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直接引入中国本土而无视其背后对人的理论假设不同，不仅忽视了中国文化和社会自身特有的能力和资源，也可能因为过分强调人的现实性而导致人的内心以及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4]先生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了。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熟悉，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乡土中国”制定“潜规则”的基础。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在乡土社会中，不是没有规则的约束，例如孝、梯、忠、信等，但那都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道德元素。儒家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讲的都是如何处理好“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点涉及陌生人的社会，因为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其中，关于“熟人的伦理”比较发达，而关于“陌生人伦理”则处于缺失状态